知道我冻裂的指尖有多疼，知道退稿信上的红叉有多刺眼，也知道每次写下“未完待续”时，心里那点不肯熄灭的光。
去年冬天特别冷，墨水在笔尖冻成了冰碴。我缩在漏风的土坯房里改稿，手指肿得像胡萝卜，每握一下笔，冻疮就像被针扎，血珠滴在草纸上，晕开小小的红。那时总有人劝：“一个知青，写这些有啥用？不如多挣点工分。”我没说话，只是把冻僵的手往怀里揣，借着体温焐化那点墨。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比冷暖更重要，就像埋在雪下的麦种，看着死寂，根须却在土里悄悄使劲。
你们或许也有过这样的时刻：站在岔路口，风往两个方向吹。一边是“安稳”，是别人说的“正经路”，是仓库里不会发芽的陈粮；另一边是“折腾”，是心里那点说不清的痒，是想把“不可能”写成“也许”的冲动。我曾在公社邮电所等稿费，揣着三斤粮票站了整整半天，够换六个玉米饼，却不够买一张去上海的硬座票。那时觉得，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可当《安徽文学》的用稿通知终于寄来时，纸页被汗浸得发皱，却比任何奖状都沉。原来山再重，也挡不住想往上爬的人。
常有人问我怕不怕。怕啊，怎么不怕？怕稿子改到第十遍还是被退，怕别人指着脊梁说“不务正业”，怕拼尽全力，最后还是站在原地。有次在合肥改稿，凌晨三点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眼窝深陷，下巴上全是胡茬，突然就想：“算了吧，回县城当民办教师，至少冬天有煤炉。”可拿起笔，摸到纸页上那些被笔尖戳出的洞，又舍不得停。那些洞多像星星啊，在黑暗里眨着眼，说“再写一行，再试一次”。
这年代多像块刚翻的地，每个人都在学着怎么播种。有人撒下“高考”的种子，有人埋下“摆摊”的芽，有人捧着“手艺”的苗。我见过深夜在大队部听英语广播的青年，煤油灯快用完了，就借着月光背单词；见过姑娘把偷偷绣的花帕往集市上送，攥着换来的钱，手指抖得像风中的麦穗；见过老木匠对着新图纸琢磨，说“这家具样式，得让城里人也瞧得上”。这些细碎的尝试，其实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在这变动的时代里，我们该怎么活？
我给不出答案，但知道些更实在的事。知道冻裂的手能写出春天，知道退稿信背面能打草稿，知道仓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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