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求完美。
但问题来了，这二百多万两巨款，该从何而来？
杨嗣昌自己肯定是没钱的，而崇祯的内帑也不见得有多少，指望王公大臣们捐输，更是难如登天。
归根到底，只能找老百姓征税了。
既然已经开征了“辽饷”，那再多加征一个“剿饷”，也无可厚非吧？
可崇祯对此却有些犹豫不决。
他并非不知道民间疾苦，之前为了平定西北民变，他已经屡次下令加派。
随着朝廷加派越多越多，老百姓对于流寇的称呼，已经悄悄从“贼寇土匪”变成了“义军天兵”。
这一变化，让朱由检深感不安。
踌躇再三，他还是决定将加征一事，交付廷议，让朝臣们各抒己见，希望能找到一个更稳妥的办法。
结果可想而知，朝中上上下下，几乎没什么人赞同加饷。
其中，尤以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的意见最为激烈，也最有理有据。
孙传庭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剿贼已逾十载，而贼势愈剿愈炽。
其根源何在？
正在于加征不休，驱民从贼。
陕西等地早已是十室九空，幸存者非死即逃，只能投贼谋求生路。
当下人心思乱，最重要的应当是固本培元，休养生息。
只有减轻赋役，才能让百姓看到一线生机，避免争相从贼。
况且，如今各大军镇的兵员早已空虚，就连孙传庭这个陕西巡抚，手上也没几个可用之兵。
所以他只能白手起家，抽调卫军补充，以编练新军。
加征的饷银一旦发出去练兵，日后如果不能长期维持军饷，那这些兵丁岂不是又要跑去从贼？
更何况，练兵非一日之功，而花钱却如同流水。
谁又能保证，白花花的银子撒出去，一定能练出强军，彻底剿灭中原、乃至四川贼寇？
孙传庭的这封奏疏，言辞恳切，直指要害，无疑是对杨嗣昌最有力的反驳。
而朱由检心里也很清楚，自从加征辽响以来，老百姓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
他只是没良心而已，又不是真的傻。
征税人都死光了，谁还来缴税？
还是孙传庭提出的法子更好，能够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
而对于朝中的反对之声，杨嗣昌也早就有心理准备。
他声称孙传庭等人不识时务，只知道空谈误国。
一派胡言，谁说加征就一定要全部压在小民头上？
天下之财，又岂在升斗小民之手？
那些豪绅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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