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死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天要变了”;而十几年以后，他的学生李鸿章则以“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描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夷祸……
随即，他驻节东南、应酬洋场。在这里，他目睹了光怪陆离而又自成一体的西方情态：不仅西洋开花大炮让他“惊心动魄”，上海失陷期间，洋人曾“代收”关税七十余万两，此时如数交还，这个手笔让他大为感慨。他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他说，“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开始迥异于前代圣贤的生涯：他设立安庆军械所、创办上海机器局、翻译多种西方书籍、派遣幼童“出洋学艺”……他希望以西洋的技术，护卫他所热爱的文明;他说，“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他甚至产生了“海上争雄之志”，他说，“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是一条渐行渐远、无法再回头的长路：为了造船制炮，他必须引进“制器之器”;上海机器局落成后，“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换而言之，伴随西方物器滚滚而来的，是声光电化、“制器之所以然”;以洋枪装备淮军后，他曾经赞叹，“余平生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然而，这样的军队却必须“纯用洋人规矩”操演;在几艘轮船下水前夕，他已经意识到，“船成之后，仍需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
从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规矩、营制，西方文明就这样水银泻地般渗透着。又何止于此?不仅船炮、“器具”从来不是孤立的，它背后的人心与社会也如此。“中体西用”从来是个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为它回避了“体”与“用”的互为联系、“道”和“术”的彼此作用。而这种联系与作用一经展开，它必将裹挟一切：正如后来中国人所亲历的那样，在器具变迁之后，是观念之变、社会之变、政制之变和“道体”之变。
在这个意义上，与曾国藩同时代的乌齐格里·倭仁，无疑更有先见之明，他一开始就反对同文馆的开办;而几十年以后，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则说出了这段历史的关键……
或许，曾国藩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史料记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