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收信人就直截了当地拒绝为这个派别的机关报工作;很明显，既然我们自己都这样做，我们自然建议别人也这样做。
但是，《工人思想报》“转变”的消息使我们很“为难”。真的转变了，就能大大地改变事情的面貌。因此，很自然，我在信中首先就希望了解转变的详细情况，而您对这一点却只字未提。
也许您认为，在您给朋友(指尔·马尔托夫)的信中已经答复了我提出的关于转变的问题?也许您认为，既然给普列汉诺夫的信是您代表《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写的，您给朋友的信，也可看作是编辑部的看法的正确反映?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就要作出这样的结论：一点转变也没有。如果我错了，请指出我的错误。前几天，又有一位普列汉诺夫的积极支持者来信谈到《工人思想报》的转变。但是，在我同您通信的情况下，没有得到您的证实，我当然不会听信这些有关转变的“传闻”。
我还是马上坦白地说了吧(尽管有惹起新的责备的危险)。我完全支持我的朋友(您写信给他的那个人)，我也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如果没有转变，“我们不得不和你们斗争”，假若有，就必须认真地弄清楚，究竟是怎样的转变。
您给朋友的信上说：“如果问心无愧，就请斗争吧!”他自己当然会回答您，但是我请求以个人名义回答这一点。既然在最基本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互不了解、互不信任、互不协调(我说的不只是《工人思想报》，而是在家里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的气氛已经形成，并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分裂”，进行斗争就完全问心无愧。为了摆脱这种令人难受的郁闷的气氛，可以(而且应该)欢迎一场猛烈的风暴，而不仅仅是一场笔战。
用不着那样特别害怕斗争：斗争可能激怒某些人，但它却能够澄清空气，确切地直接地确定关系——确定哪些分歧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完全走另外一条道路的人，哪些是在细节上有分歧的党内同志。
您来信说，《工人思想报》犯了错误。当然，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但是，不经过斗争怎样能把这些局部的错误与在《工人思想报》上显露出来的、在《信条》中达到极点的倾向分别开来。
[附注：例如，在您给朋友的信中就有误解和“经济主义的”倾向。您强调必须进行经济斗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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