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发表的历史剧《蔡文姬》和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长篇文章中，都对曹操作了系统的辩护和翻案。
在《蔡文姬》的剧本中，曹操被塑造成了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民领袖形象，全然不见了“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狡诈多疑的乱世奸贼的嘴脸，而国家也在他的治理下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景况。
这位科学院长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道：“曹丞相爱兵如命。”“曹丞相为人是蛮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此时正值1959年大办“人民公社”，颂扬“三面红旗”的高潮中，《蔡文姬》一剧也将曹操当年接受了羽林监枣祗的屯田建议，建置屯田的行为比附称赞。(“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见《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
最初，在当时的《羊城晚报》上发表的《蔡文姬》剧本中，还有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殊不知，此时正是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大跃进”时期，也正是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大跃进”，随后带来了饿死人的三年“大饥荒”。
历史剧从来都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意义。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写的《屈原》，是反专制之作，而五十年代所写的《蔡文姬》，则是为“曹操”歌功颂德之作，并为自己曾有过的“个人主义”向“曹操”忏悔。他在《蔡文姬》剧本的序中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这位科学院院长后来为了迎合最高领导个人对历史人物的好恶，而多次改变自己曾经的观点。他为被否定的历史人物翻案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为秦始皇翻案等等。
由于郭在中国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当年的中国文化领域便刮起了一股翻案风。正是这种混淆是非曲直的翻案，给后来的社会道德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为曹操翻案的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才很值得人们去深入分析与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