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很活：他心里面想，古今中外的文豪，还真没有几个心胸宽广的，都是心胸狭隘之辈。
不然哪里会有「文人相轻」一说？
就是那些死了的，活人都想要比出个高下，更不要说同一时代的。
因此，周长义没有搭话。
他既然没搭话，朱生昌还以为周长义已经怕得要命，心里顿时怒了：虽然你余切抓住了我们的把柄，也不至于这么咄咄逼人吧！
周长义就算是个蠢猪，那也是我们的人啊，你怎么就没完了！
「我们都组织一场研讨会了，为了路垚，可以说就是做给余切看的。他一点情面都不留给我们，我认为他是瞧不起我们《当代》杂志！拿我们立威！」
「那个路垚也是不懂事，西影厂吃饭！请他来吃，他闹得大家不愉快！他小时候没裤子穿，和我有什么关系，难道这能怪我？」
「路垚足足有八兄弟，没有饿死已经是运气好！应该努力摆脱这种命运才是，他把钱拿来挥霍买烟，我本就看不起他！怎么反倒成了种贫穷的骄傲！」
朱生昌越说越愤怒，最终，他内心的一根弦断掉了，怒气冲冲的写了一篇批评余切稿件，也发在《文艺报》上。
余切在小说成就上简直是无懈可击，至少在中国无懈可击。但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而言，朱生昌认为还是可以掰手腕的。
他就向余切对「军旅文学」的见解发了炮：「有的人是全才！他什么都知道！写小说知道，如何赏析小说也知道，现在，如何指导人写小说，也知道了！建国三四十年间的军旅小说，对他来说都是过眼云烟，是要被淘汰的浪潮，他称之为前几次浪潮」，顾名思义，一浪比一浪高，后续经他指导的军旅文学更好，前面的自然就不好了！」
「他总是批评这，批评那，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而且还要开药方，所有人都不许开药，只能听他来安排！」
发文前，《当代》杂志社内部其实有过争论：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发文？
一，余切正在角逐诺奖，出于大局，王蒙和程荒煤等人绝不能容忍他被人贬低。不需要等余切回击，王蒙就绝对受不了的。
二，挑了个刁钻的「军旅文学」来立足，余切虽然眼光如何还不知道，但他自己写出来的小说是可以的，这不容易辩得过！
朱生昌说：「一，余切得不了诺奖，大众要对他失望！他太顺了，真是太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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