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做出什么批评。其实我们一度胆战心惊，生怕有人上纲上线。”
“但李涯这个人物却不一样了。在这之前，我们还没有过正面写敌方特务的，发布之后，恐怕要受到一些质疑。”
余切说：“这是因为你现在还没看到结局。各司其职，各为其主，李涯是个悲剧性质的人物，某种程度上，他正是没有遇见过左蓝的余则成。他本可以为这个民族和国家也做出一些有益的贡献。但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他的悲剧，不应该只是责怪他本人，我希望借由这部小说，让大众看到谍战的复杂性。倘若历史上，对方全部是一些猪脑饭桶来组成，这无疑和事实不符，也消解了谍战的严肃性。我们之所以胜利，不是因为别人无能，而是因为我们更有能力。”
李小林思考了一番这个话。
八十年代，许多来自海外的富商来内地进行投资，许多人正是当初跑出去的“敌人”，社会上需消除这种长期的敌化宣传，文艺作品在此时亦出现“破冰”的情况。
《血战台儿庄》就是这么一部作品，这是第一部以国军视角描写其抗战正面功绩的电影。
文坛也有类似的事情，沈聪文和流亡海外的女作家张艾玲原先被大陆文坛所忽略，因为他们的作品中，阶级性和立场并不强烈，甚至于是持有相反意见的，而在这之后，文坛逐渐关注他们作品的文艺价值，并最终于几十年后实现两级反转。这两位竟成为民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钱忠书本人就特别喜欢胡适之，反而对鲁迅并不感冒（传言是他认为鲁迅对发妻不好）。改开后，大陆久违的出版了胡适之的杂文集，钱忠书和朋友的聊天中，毫不避讳道：“胡适之的名誉终于被恢复了。”
然而，就算是有这样的趋势，敢于这么写也是要冒风险的。
李小林说：“我希望你能写一个创作的见解，把你的想法阐述上去。我们一起刊登到《收获》上面。”
“《收获》有那么多版面吗？难道又出一期加厚的特刊？”
李小林说：“您知道上一期《收获》卖了多少份吗？”
不等余切回答，李小林说：“百万份！《收获》杂志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成绩，到现在各地新华书店和邮局，仍然在不停的催我们印制，这本书到现在已经一书难求。”
余切便答应了这件事情。
现在除了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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