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朋友不知道他们多花了一百日元。
八十年代，一些日本城市和中国的城市结交为友好城市，于是这些城市所在的图书馆和部分学校，也采购了余切的一系列小说……大使馆的宋大使经常被人打听：余先生是否还在东京？希望下一次的聚会上，余先生能到场。
聂伟平又羡慕了：余切，你坐在家里面，大家就认识你了。
“在我认识的所有中国作家里面，你是在日本最受欢迎的，我不知道鲁迅先生当年怎么样？反正他没有活着看到自己在日本受捧。”
“难道你写小说已经天下无敌了？”
余切纠正了聂伟平的说法，又讲了一些聂伟平不爱听的：“目前，在日本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人只有我，这条生态位上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我反而在日本几乎代表了最好的中国青年作家。就像是那个村上村树，他也不是最好的日本作家……但在国外，只要他小说卖得好，外国人就会这么认为。”
聂伟平道：“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不如来打牌。”
余切马上扔下事儿，开始打牌。
又过一段时间，余切不得不从日本回国了。文学院进修班开始了第一次的作家考核，没有余老师，那简直没办法进行下去。
《小鞋子》在国内的电影也已经立项，谢晋导演招揽了一批演员，他希望余切能作为电影的编剧。
剧作家是作家体系中收入最高的，以五六万字为例，创作出一部完整的电影剧本，各种收入最终会达到上万元。编剧在这时候的工资经常远高于演员。
岩波出版社给他买了一张前往首都的机票，而聂伟平仍然要留在日本，登机前，聂伟平送给余切一盒棋：这就是他和余切在新大谷饭店经常用的棋，是擂台赛里中国棋手曾经使用过的棋。
他把这个送给余切，希望余切能继续获得胜利。也有“糖丸”的隐喻，这个慈善活动，他亲眼看着余切折腾了小半年，他们一起度过了这些日子。
余切把自己芥川奖获得的手表撸下来给聂伟平了，老聂不好意思接，余切说：“你下半年也要打擂台赛了，我这个表送给你，就是希望你比赛中产生动摇时，想想我是怎么干的？”
“如果你能赢我，又能赢他们，不就代表我也等同于围棋九段吗？我不介意多一个身份。悄悄的告诉你，日本文学和日本围棋都不如我们。”
聂伟平被逗得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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