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故事。
年轻时，王世民是一个不得志的作家，他的水平不够让他创作出力透纸背的作品，所以王世民经常被安排去写一些报告文，这种类似于新闻，又需要一些立场和文笔的题材，很适合王世民。
比如燕京地区有几年的劳动模范报告文，就是王世民来写的。虽然大家并不会特意去看谁写的，但这也是王世民的得意作品。
再过一些年，王世民开始意识到自己天分有限，逐渐转型为编辑，去帮助那些有天分的作家。在改开前后，燕京有几次比较大的地下文学沙龙，就是王世民来组织的，他冒着坐牢的风险，自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石铁生、刘芯武等许多作家都是在那时候涌现出来。
而且，他们许多人的成名作，还没有能够投到《十月》刊，而是去了其他文学刊物。
王世民回忆道：“我最有眼光的是让余切进入到《十月》，我和他聊了一番话，是不是聊的新现实三部曲？我有点忘记了，但那时候，我就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留下余切。”
王世民又说：“我也做过一段时间余切的编辑，手底下最出名的小说是《大撒把》，那一期《十月》卖了八十七万册，十辆车来拉都拉不走，我们在燕京都印刷不过来了，不得不在好几个城市一起印刷。”
余切问他：“王总编，你从事编辑以来，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王世民回忆起了余切《大撒把》发布不久的日子，那时候全国各地的读者都写信来给编辑部，各种话剧、歌剧、舞剧、京剧、评剧……也通通找上门来，王世民并没有激动得流泪过。
然而，有天他收到一封来自于东北厂区读者的信，信里写到他们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围着电线杆，哈着白气，跺着脚，听喇叭里人民广播电台里广播《大撒把》，王世民忽然就静静的哭了。他是感到自己脸上冰冰凉的，才意识到自己流泪了。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流泪的人。”王世民说。“但我想到了我整晚上给劳动模范写报告文的时候，那时候我还能熬夜到天亮，那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这顿饭吃的不算愉快，因为大家已经看出来，王世民的身体出了些问题，但当时还没有想到发展到了哪种程度。
1984的最后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应接不暇，下半月《文艺报》加刊《文艺理论》——这是一个常常摆放在上层的案头，外号“文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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