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柏格森说了一段话，因为是诺贝尔级别大文豪，所以这话比较拗口：
“人们常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是无稽之谈……实际上，历史的震撼始终是由某一个人来赋予的。”
意思是，在中国，乔公是赋予了“历史震撼”的那个人。
但余切并不是要写大人物的英雄传说，而是把视角投向了小市民。
他说：“你瞧，这是好的方面，是时代的大背景，却不是我们要去写的，我要写的是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留学的人那么多，一年比一年多，许多人确实回来了，而许多人就此不再回来了……”
“其中有两对高知夫妻，他们分别经历了自己的配偶出国，不再回来，苦苦等待，却一直也没有等到……”
骆一禾听到这，他的心已经被提起来了：“所以你要写个文章，批判那些不回来的人，因为他们为了荣华富贵，抛弃了自己的家庭和祖国？”
余切说：“这不是我要写的。”
骆一禾简直义愤填膺啊，他气炸了，“余切，你为什么不批判他们呢？”
“因为人无法违背自己的本性，我听说派留学生的时候，就连许多领导也觉得留学生们不会回来了，之前不是发生过一整个访问团从团长到团员，全部叛逃了的事情吗？会搞得大家都很难堪。”
“然而，这个计划最终还是彻底的执行了下去……骆一禾，回不回来，大家都有大家的个人想法……”
“但是，”余切说，“我只是做记录，我告诉读者，现在发生了这么一些故事。”
骆一禾不甘心，“你总不能写留学了的飞黄腾达，对爱情和祖国忠诚的反而孤老终生吧，这就变成了可恶的故事！让人看了心里发堵！”
余切忍不住笑了：“你说得对，这也不是我要写的……我的小说是要卖钱的，不能故意让读者心里发堵。”
而且，从后来看，时代其实也惩罚了他们的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否是一种诅咒呢？
“原来这就是‘新现实主义小说’？”骆一禾轻声道，“余切，我只希望你不要写砸了，请写的有力度一点！”
接着，他忽然很认真的说，“余老师，余老师啊！你忘了吗？我其实也是一个编辑啊……”
骆一禾前所未有的认真，他这个人写诗是二三流的天赋，但是做编辑，却有超出常人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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