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冯·施特劳斯博士在他六十七年的人生中，评估过一百一十三家全球顶尖科技企业的数据伦理体系，撰写过四十七份具有行业影响力的评估报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走廊里，人们称他为“数字良心的守夜人”。
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场景。
此刻他站在龙胆科技十六楼的“世界文化长廊”尽头，面对着一面被临时改造成作战指挥中心的落地玻璃墙，手里握着一杯已经不冒热气的咖啡，沉默了很久。
这已经是评估小组进驻的第二十五天。
二十五天里，他行使了十九次“叫停权”。每一次，都被满足。
第一次是在第一天的产品讨论会上。他叫停了那项根据用户行为预测兴趣的内容预加载功能。按照他的预想，这家公司应该会像他过去见过的那一百一十三家企业一样——礼貌地点头，然后在他离开后悄悄恢复原状。
但那个叫姚浮萍的技术负责人，在他叫停后的第三小时，就带着一整套修改方案来找他了。
“施特劳斯博士，”姚浮萍把平板推到他面前，没有任何寒暄，“我们重新设计了预加载机制：不再基于单个用户的完整行为轨迹，而是基于同类用户群体的脱敏共性数据。误差率从4.7%上升到6.2%，但隐私暴露风险从**险降至可忽略级别。”
施特劳斯看着那份方案，第一次感到某种久违的意外。
“你们什么时候改的？”
“您叫停之后。”姚浮萍看了眼腕表，“两个小时五十分钟。技术部抽调了七个人，产品部给了四个需求顾问，法务部同步审核合规性。”
“这不符合常规决策流程。”
“是的。”姚浮萍承认，“所以我自己拍板的。如果出了问题，责任我来承担。”
施特劳斯摘下老花镜，用绒布缓缓擦拭。
他想起三年前，在硅谷那家市值万亿美元的巨头公司。他叫停了他们计划在全球推广的“情感识别”广告系统。首席技术官礼貌地感谢他的意见，然后礼貌地送他出门，礼貌地在他离开后的第二周，悄悄启动了系统部署。
后来他才知道，那家公司的“伦理委员会”只是一个公关部门的下设机构，全部预算还不够给法务总监买一辆新车。
“姚女士，”施特劳斯重新戴上眼镜，“我查阅了你在《数据伦理前沿》上发表的论文。你主修的方向是算法效率，不是伦理。”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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