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廷对可敦城的定位是“帝国最后的战略预备队”，通过制度强制保障了战马存量。辽圣宗时期规定“不论国家到了什么地步，可敦城的两万骑兵都不许南下”，这支常备军配套的战马始终保持满编状态，且实行“一兵多马”制度（骑兵通常配备两到三匹战马轮换使用），仅军属战马就达四到六万匹。
而辽末金灭辽之战主要发生在东部与南部，可敦城因地处漠北，远离主战场，且有沙漠屏障阻隔金军，官营牧场未遭战火破坏。
再有，游牧民族“习俗便乘马，生男薄负锄”，男女皆善骑射，连后妃也“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
这种社会氛围下，可敦城周边的部族不仅为官府牧马，还会向辽廷进贡马匹，形成官私互补的牧马格局。
可敦城还是辽朝统治漠北的中枢，控制着阻卜、乌古等多个部族。
这些部族以游牧为生，马匹是其核心财富，辽廷通过“纳贡”“互市”等方式，将部族马匹纳入战略储备，进一步扩充了可敦城的战马规模。
所以，可敦城凭借天然牧场与官营牧马体系，长期储备数十万匹战马，这些战马不仅是西北驻军的生命线，更是契丹骑兵部队的后备资源库，使其成为战乱时的救命稻草。
除战马外，可敦城周边草原盛产牛羊，为驻军及漠北统治提供充足的肉食、皮毛等物资，同时通过部族纳贡、互市，汇聚各类游牧经济产物，成为契丹在漠北的物资集散中心，支撑长期驻军与统治成本。
虽说大宋现在已经开启了工业革命，但不可否认，现阶段的火车和汽车还远远无法征服广袤的世界，甚至无法穿过广袤的草原，战马依旧是这个时代无法被替代的移动生命线。
大宋的铁轨尚在铺设，从江南水乡到西北边疆，数千公里的疆域内，能承载火车的铁路不足三千里，绝大多数州县仍依赖古驿道连通，而战马，正是驿道上最可靠的动力核心。
驿站的驿卒们依旧骑着快马，将朝廷的政令、地方的奏报、商队的消息，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递。
即便是江南纺织厂生产的棉布，要运往西北边境的军镇，进入西域贸易，也需先通过漕运抵达长安，再由骡马商队转运，而商队中领头的向导马、驮运货物的役马，仍是运输链条的关键。
还有，蒸汽轮船虽能航行于大江大河，却无法深入内陆的草原与山地，那些尚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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