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王海生事件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中的某个开关。他开始留意那些看似无懈可击的案件中，是否也存在一些被忽略的“微小裂痕”——过于配合的证人？突然出现的、来源不明的关键物证？或是嫌疑人供述中某些经不起反复推敲的细节？
起初，进展缓慢。完美的案件各有各的完美，瑕疵也各不相同。直到他翻到一份编号为“2019刑初字第148号”的卷宗。
案件发生在两年前。一名经营建材生意的老板在家中遇害，凶手是其生意上的竞争对手。证据同样堪称完美：现场提取到凶手的毛发和指纹，监控拍到凶手在案发时段进入小区，凶器上也有凶手的DNA，动机是生意失败后的报复。嫌疑人最终认罪伏法。
引起方岩注意的是卷宗里一份不起眼的附件——一份关于现场提取的毛发样本的补充鉴定说明。鉴定人是市局物证鉴定中心的资深专家，郑国栋。说明中提到，最初送检的毛发样本在提取过程中曾因保存不当受到轻微污染，但经过郑专家的“特殊处理”后，成功提取到了有效DNA分型，与嫌疑人吻合。
“特殊处理”？方岩皱起眉。在物证鉴定领域，样本污染是棘手的问题，通常意味着证据可能失效。什么样的“特殊处理”能逆转污染？他记下了这个细节和郑国栋的名字。
接着，他翻开了另一份卷宗，“2020刑初字第267号”。一个地产公司项目经理被杀，嫌疑人是他手下的包工头，因工程款纠纷杀人。证据链同样严密。方岩的目光落在了物证清单上——一把沾有被害人血迹和嫌疑人指纹的扳手。而负责血迹DNA和指纹同一性认定的鉴定人，又是郑国栋。
然后是第三份，“2021刑初字第83号”……第四份……第五份……
方岩的呼吸渐渐变得急促。他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手指快速翻动纸张，目光在关键信息上扫过。一个清晰的模式开始浮现。
七份卷宗。时间跨度五年。七起凶杀案。被害人身份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死亡，最终都让某个特定的商业实体或个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或是清除了商业对手，或是低价获得了关键地块，或是扫清了项目障碍。而七起案件，无一例外，都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完美证据链”。更关键的是，这七份卷宗里，所有关键的物证鉴定报告——无论是DNA、指纹、微量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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