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盖着鲜红公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
我递交了三次复议申请。最后一次，分管副检察长把我叫进办公室，推来一杯茶，热气袅袅：“小沈啊，你父亲是个好法官。可有些案子，查得越深，越容易……找不到出口。”
我没碰那杯茶。
当天晚上，我调阅了近五年全市所有涉黑案件的不起诉决定书。其中七份，经办检察官栏，都写着同一个名字：周秉钧的辩护律师——陈砚声。
而陈砚声，是林砚的亲舅舅。
我第二次见林砚，是在看守所提审室。
单向玻璃映出我绷紧的下颌线，也映出他松散倚坐的姿态。他穿一件灰蓝囚服，袖口挽至小臂，露出腕骨分明的手腕——那里已不见那道划痕，只有一圈极淡的、几乎与肤色融为一体的旧疤。
“沈检察官，”他开口，声音低而平，“您今天带了录音笔，但没开。为什么？”
我没答，只将一份材料推过桌面：《关于林砚适用污点证人制度的初步评估意见》。
他扫了一眼，忽然笑了。不是讥诮，不是疲惫，是一种近乎温柔的、带着钝痛的弧度。
“您知道‘污点证人’这个词，最早出自哪里吗？”他问。
我摇头。
“19世纪英国衡平法院。一个伪造账册的会计，指证了他效忠三十年的贵族老爷。法官判他免于起诉，但要求他终身佩戴一枚铜戒——戒面刻着‘FidemFractam’，拉丁文，意思是‘被撕裂的忠诚’。”
他抬起左手，无名指上空空如也。
“现在，这枚戒，戴在您手上。”
我喉头一紧。
他倾身向前，隔着防暴玻璃，目光沉静如深潭：“沈昭，我不是来求宽恕的。我是来帮您，把周秉钧钉死在被告席上。但条件只有一个——”
他顿了顿，窗外恰有飞鸟掠过，翅影一闪而逝。
“——您必须亲手起诉他。不是以公诉人的名义，是以沈昭的名义。”
“为什么？”
“因为只有您，”他声音轻下去，却字字凿进我耳膜，“亲眼见过他给父亲敬酒时，袖口滑落的那截金表链。表盘背面，刻着‘周秉钧赠沈明远，廿三年春’。”
我猛地攥紧拳头，指甲陷进掌心。
那块表，此刻正躺在我家保险柜底层，表蒙碎裂，机芯停摆于4:17——正是父亲出事的时间。
林砚成为污点证人，程序上走了二十七天。
内部听证会开了四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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