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林砚时，他正把一杯冰美式推到我面前，杯壁凝着细密水珠，像他指尖的温度——凉而克制。
“沈检察官，”他微笑，眼尾微扬，“听说您办过十七起职务犯罪，零撤回，零抗诉。但这次，您要接的，是一具不会说话的尸体，和一个不肯签字的活人。”
那是2023年4月12日，春寒未退，市检察院三楼档案室窗缝漏进一阵风，吹得我刚签完字的《证人保护承诺书》边缘微微卷起。纸页右下角，我的签名墨迹未干；左上角，贴着一张泛黄的现场照片：青石巷口，雨痕未干，一只男式皮鞋斜躺在积水里，鞋带松开，鞋尖朝北——而死者陈屿，就倒在三米外的排水沟旁，左手还攥着半张撕碎的超市小票，上面印着清晰的打印字：2023.04.0821:47美宜佳（梧桐路店）。
小票背面，用圆珠笔潦草补了两行字，力透纸背：
“他说今晚十点，老地方。
我没想告他。我只是……想问清楚，那笔钱，到底是不是她亲手转的。”
“她”，指我的姐姐，沈昭。
三个月前，沈昭在自家书房坠楼身亡。警方定性为高坠，排除他杀。结案书落款日期，恰是陈屿被发现死亡的前四天。
而林砚，是陈屿生前最后联系的人——也是我以“污点证人”身份，亲手递出《协助调查同意书》的那个人。
我叫沈知微，二十九岁，市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办检察官，专办经济类刑事案件。履历干净得像一张未拆封的A4纸：法学博士，全省公诉标兵，三年内主导起诉贪贿案件21件，其中19件获有罪判决，2件因证据链断裂退回补充侦查——但从未有过一起“公诉失败”。
直到陈屿案。
它不在我过往的任何分类里。它没有行贿合同，没有银行流水闭环，没有会议纪要、录音、聊天截图。它只有三样东西：一具尸体，一张小票，和一个坐在审讯室单向玻璃后、始终垂着眼睫的男人。
林砚。
他二十八岁，前市立医院神经外科住院医师，三个月前主动辞职；无犯罪记录，无征信异常，社交账号清空至2022年12月；母亲早逝，父亲是退休中学语文教师，住在城郊老式公房三楼。他租住的公寓里，书架上整齐码着《神经解剖学图谱》《刑法学总论》《精神障碍诊疗规范》，最底下一层，却压着一本边角磨损的《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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