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用体温烘干。而且……”我停顿一秒，“灰色，是他母亲生前最爱的颜色。他每年忌日前后，都会穿。”
赵薇的笔尖在纸上沙沙移动，不再追问。
下午，我接受心理干预师的疏导。那位女医生姓苏，温和，说话像溪水流过卵石。她从不问我案情，只引导我描述梦境：“昨晚又梦到那间档案室了吗？纸张的味道，是不是比以前更浓了？”
我点头：“这次，我看到了所有卷宗的名字。每一个，都写着沈砚。”
苏医生不做评判，只递来一张素描纸和铅笔：“画出来。”
我画了一只断翅的白鸽，羽毛凌乱，喙部衔着半截染血的银针。针尖，正对着它自己的左眼。
晚上，我回到位于城东的临时住所——一套由检察院安排的安全屋，门禁系统刷指纹，窗帘永远拉着。我煮一碗面，加一个溏心蛋。蛋黄流出来，像一小滩凝固的夕阳。我忽然想起沈砚曾说过：“晚晚，你吃东西的样子，让我想起小时候养的那只金丝雀。它吃小米，也吃我喂的糖。”
我放下筷子，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
楼下，一辆银色SUV停在路灯下。车窗降下，沈砚侧脸轮廓在昏黄光晕里清晰如刀刻。他没看楼上，只是静静抽烟，烟头明明灭灭，像一颗不肯坠落的星。
我们之间，隔着七层楼，三十米空气，一道无法逾越的司法鸿沟。
可我知道，他在等。等我动摇，等我崩溃，等我深夜拨通那个被我拉黑的号码，哭着说“我撑不住了，你来接我”。
我不会。
因为真正的恐惧，不是来自他的威胁，而是来自我内心尚未熄灭的火种——那火种曾照亮我整个青春，如今却成了最危险的易燃物。
我怕的，不是他报复。
我怕的是，某天清晨醒来，发现自己竟在怀念他掌心的温度。
庭审前一周，陈立国通知我：沈砚提出申请，要求与我进行一次“非正式会面”。地点在看守所会见室，全程录像，两名检察官在场监督。
我同意了。
会见室狭小，不锈钢桌椅泛着冷光。沈砚穿了件深灰高领毛衣，衬得下颌线条愈发冷硬。他瘦了些，眼窝微陷，但眼神依旧沉静，像暴风雨前的海面。
门关上后，他先开口，声音很轻：“晚晚，你瘦了。”
我没应声，只盯着他毛衣领口露出的一小截脖颈。那里，有一道极细的旧伤疤，淡粉色，蜿蜒如蚯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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