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后。”
雨又下了起来。这一次，是梅雨季的绵长阴湿，渗进写字楼每一道缝隙。我盯着U盘银色外壳上自己的倒影——苍白，失焦，像一张被水泡皱的传票。
“你为什么帮我？”我终于问。
他沉默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答。然后，他解开左手袖扣，缓缓卷起衬衫袖管。
小臂内侧，一道蜿蜒旧疤横贯而过，暗红凸起，边缘已软化，却仍狰狞如蜈蚣。疤痕下方，刺着两个极小的墨字：归零。
“五年前，”他说，“我负责‘蓝桥碎尸案’的物证复核。死者是名女大学生，被分尸后抛入城郊水库。所有证据指向她的男友——一个家境优渥、履历光鲜的医学院研究生。监控、动机、生物检材，全部闭环。”
他顿了顿，指尖抚过那道疤。
“直到我在死者胃内容物中，检出微量氯硝西泮——一种强效镇静剂。而男友坚称，案发当晚，他全程在实验室做动物实验，有导师和三名同学作证。”
“你信了？”
“我重新提取了死者指甲缝里的纤维。显微镜下，是某种特殊涂层的尼龙丝——仅用于市局新配发的审讯椅坐垫。而那晚，男友被带去刑警队协助调查，坐的就是那张椅子。”
我呼吸一滞。
“你上报了？”
“上报了。第二天，我被调离专案组，理由是‘技术判断存在重大疏漏’。三个月后，男友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再三个月，他在狱中‘突发心梗’死亡。”
他放下袖管，遮住那道疤。
“沈律师，法律需要证据闭环。可有些环，是人为焊死的。而我，”他直视我，“只想找到那个焊枪的温度。”
我成了污点证人。
不是为自证清白——清白早已在周屿死前就碎了。而是为了确认一件事：他究竟想让我背负什么？
申请污点证人资格那天，我站在市检察院三楼听证室。窗外玉兰树影婆娑，室内空调冷气嘶嘶作响。公诉人姓赵，四十出头，金丝眼镜后眼神锐利如解剖刀。
“沈律师，”她推过一份《认罪认罚具结书》，“你承认，在周屿死亡当日及此前数日，多次进入其住所；承认曾与其发生激烈争执；承认在发现尸体后，擅自清理浴室地面水渍及洗手台水迹；承认……”
“我承认，”我打断她，声音平稳，“但我否认杀人。”
赵检察官没抬头：“法律上，‘否认’不等于‘无罪’。尤其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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