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像一勺温凉的米汤，缓缓倾入青石砌就的村口。炊烟在远处山脊上浮游，细而柔，仿佛怕惊扰了什么。风从西边来，带着晒干的稻草香、新翻泥土的腥气、还有灶膛里柴火余烬的微焦味——这味道一钻进鼻腔，人便不由自主地慢下脚步，心也沉下来，沉进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钝重里。
槐树坳不大，百十户人家，散落在三道缓坡之间。村东头那片坡地最阔，土是深褐色的，肥得能攥出油来。几十年前，这里种过麦子、高粱、红薯，也种过棉花和芝麻；后来改种水稻，再后来，又退耕还林，只留下几垄荒草与半截歪斜的田埂。如今坡上长着野蔷薇、狗尾草、一丛丛倔强的紫云英，风一吹，便簌簌地摇，像在翻动一本无人续写的旧账。
陈砚之就是在这片坡地上，第一次看见沈知微的。
那年他二十二岁，刚从省城农学院毕业，背着帆布包回乡做技术员。包里除了几本《土壤学原理》《作物栽培手册》，还有一台老式海鸥相机——是他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父亲是七十年代的农技站站长，在这片土地上干了三十年，最后倒在春播前夜的试验田边，手里攥着一把刚取的黑土样本，指甲缝里嵌着泥，掌纹里沁着汗盐结晶。他没留下多少话，只在病床前对儿子说：“土不骗人。你摸它，它就告诉你实话。”
陈砚之信这句话。他信得近乎执拗。
沈知微那时十九岁，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也没去镇上打工。她留在村里，帮母亲照看瘫痪在床的奶奶，同时在村小代课——教语文和音乐。她不是正式教师，每月拿三百块补贴，却把教案写得比镇中心校的骨干教师还工整：铅笔勾线，红笔批注，页边空白处密密麻麻记着学生的小动作、某句诗读错的音、谁家麦子倒伏了、谁家孩子偷摘了邻居家的李子……字迹清瘦，略带一点左倾，像被风吹弯却不折的麦秆。
他们初遇那天，陈砚之正蹲在坡地南侧取土样。他用不锈钢铲切下一小方土块，轻轻掰开，凑近看断面结构：团粒分明，腐殖质层厚约八厘米，根系残留清晰，蚯蚓通道纵横如微缩水网。他刚掏出相机想拍下剖面，镜头抬起来，却撞见一双眼睛。
沈知微站在坡顶一棵老柿树下，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挽至小臂，露出一截纤细却有力的手腕。她没说话，只是望着他，目光安静，像两泓雨后初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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