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清军赶紧南下，平定局势。显然，在这种情况面前，华夷之辨又成了可有可无的规矩了。
所以，皇帝维持世袭制，其实不止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皇族，更是为了天下所有士大夫、乡绅。
哪怕皇帝不让自己的儿子即位，选一个养子当继承人，都不是不行——这事还不止一次发生过。但只要想当个“正统”王朝，就得走这条路。因为对士绅们来说，必须有一个坐在皇位上、维持这种秩序的人，如果皇帝敢碰这个红线，那他也就会被抛弃了。
所以，就算有些朝代，确实是因为前朝过于暴虐，起兵推翻前朝，才得以上位的，但他们也没法把这种理由当做合法性的主要部分。哪怕是汉朝这种，堪称合法性最高的大一统帝国，也得找一堆谶纬之类，来进行修饰，避免“马肝之论”式的尴尬局面。
而明末，传统大一统帝国的合法性叙事，其实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这一点，在清朝入关之前，从李自成等人那边，就能够发现了。
李自成不仅自己没能转型，连部下里都没有出现朱元璋、刘秀这样的人，甚至没法“为王前驱”。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时，传统思路已经快到头了。
同样是底层出身，李自成却没有像朱元璋那样，与农民军切割；也没有做怀念前朝、声称自己不是故意造反等一系列的表态，而是打出“剿兵安民”之类的旗号。在这一点上，比朱元璋当年又更往前走了几步。
当然，这样的结果，就是他始终得不到士绅的支持。
另一方面，士绅虽然不支持李自成等人，但居然也没能自己扶持一个“刘秀”出来。他们最后投靠了满洲八旗，但只能给人家当奴仆，已经没法像以往一样，成为王朝的“合伙人”。这个信号，似乎也在表明，他们的时代已经接近了尾声，实力已经大幅下降了。
后世有人觉得，中原文明似乎没有其他地方常见的君主制复辟阶段，因此认为这里反而更适合共和，一旦被新概念启发，立刻就把原来的过时观念抛弃了。但从合法性理论这方面来看，其实整个清朝，都可以看做中原文明的“复辟时代”。
明朝的法统构建已经非常完备，甚至用上了在其他地方，可能要近现代才会出现的民族大义口号。但明王朝也撑不住之后，传统的合法性构建已经拿不出更多的新东西了。
这个时候，中原内部的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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