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河工，本应是工部出大头，缺额找户部，不过朱衡却是把主意打到漕运那边。
明朝工部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坐派各地的工料折银以及竹木抽分收入，而兵部收入主要为在京官员的柴薪、直堂银，收储在兵部武库司，由兵部发放给在京官员，还有太仆寺收入主要为各地的俵马折银而来的马价银。
这三个衙门的收入，每年其实也有数十万两之多，但因不受户部管理干涉，所以也从不对外披露。
也就是到了万历中后期的时候，万历皇帝拼命从太仆寺常盈库中捞银子，前后尽然超过二千万两，由此其实也可知所谓明廷的“穷”，只是户部账面上没银子，但并不是真掏不出来，只不过是所“存”不当而已。
当然，工部和兵部的进项虽然不少，可每年也要列支出去大部分，结余不多，而且各衙门向朝廷哭穷已经是惯例，所以陈以勤、殷士谵都对此不以为然。
明朝自建立以来，对政府各衙门官职都是有明确的制度，实际上贯彻的是小政府主义。
小政府主义，有时候也称为最小中央集权或最小政府，是一种主张在自由社会里，政府的大小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最小化—只要有能力保护每个人的自由、防范侵犯自由的行为即可，以此最大化每个人的自由。
其实，从自古以来“皇权不下乡”和“民不举官不究”这些举措就可以看出来，朝廷到底是怎么维持的统治。
也因此，明代中央政府追求的是“量入为出”，即以征收最少的赋税来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
所以有明一代，历年税赋总计的数额总是2500-3000石区间徘徊就显得很正常，即“原额主义”。
这个时代也没有通过财政扩张支持经济发展的思想，明太祖朱元璋把天下赋税定到每个县，所以不管各地有多少土地，只要按照朱元璋定下来的税银解缴入部，他们征税的任务就算完成。
各部的摊牌也是按照各地赋税分摊下去，所以收入一直都很稳定。
去年收入多少，今年也应该差不多。
长此以往，朝廷惰性滋生，遇到出大事需要出大工的时候，就只能向户部和其他衙门刮银子，而不是去考虑怎么增收。
毕竟条条款款在那里，想要增加衙门的收入就意味着要增加税额，这就是“与民争利”，是被士大夫阶层唾弃的行为。
“工部河工缺银子，可以考虑向户部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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