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侍中寺，参与中枢决策，出任地方行政要职，最终遭遇士人激烈抵制而宣告失败。
熹平石经，则以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开经文范本，轰动天下，石经刻成后，立于太学门前，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街塞道。
鸿都门学的改革太过激烈，灵帝没能分清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自己的朋友，没能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最终失败。
熹平石经，则成功拉拢了基数广大而求学无门的寒素之士、极度渴望知识改变命运的豪族，使得失去了士人拱卫的门阀败下一阵。
一个个看着像大圣人，口口声声有教无类的学阀、门阀，纵然心中百般不愿，万般不舍，也不得不在公开场合承认石经乃是天下大善，陷入一种集体性的、被迫的“真香”境地。
毕竟公开反对石经，就等于质疑圣人之道，这在名教至上的时代，无疑是政治自杀。
譬如袁氏以《孟氏易》传家，熹平石经却采用《梁丘易》为标准，袁隗一开始甚为不悦，最后面对天下士人尽皆称善的情况，也只能脸上笑嘻嘻，心里马买批。
所以，先进的生产力既然存在，求知者既然存在，那么物美价廉的纸张一旦被发现，它的传播将是无法阻挡的。
官方的力量，一旦发现有物美价廉的纸张出现，就一定会主动在全社会将之推行，直到简牍这种笨重且昂贵的知识载体最终消亡。
当下各种著作藏书、官方文件，仍普遍使用简牍作为载体，而在几十年后的晋朝，这种载体就已经开始变成纸张。
左思《三都赋》既成，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而简牍与纸张的态势发生变化，则与司马政权大力推行纸张，意图降低知识的传播成本，以此削弱世家门阀的话语权不无关系。
毕竟，司马家自己就是门阀的一份子，最明白自己家之所以兴起，之所以能够颠覆曹魏，力量源泉究竟在于何处。
如果大汉把大量适合书写的纸，以还算低廉的价格倾销到曹魏那边。
就算明知道大汉能以此从曹魏攫取战略物资，还算有些手段的曹叡也不会禁止大汉生产的纸张，甚至手抄本在曹魏境内的流通。
而在物美价廉的纸张大量倾销的冲击下，相对于整个天下多如过江之鲫的求取廉价知识的人，还有借此敛财的人来说，所谓世家大族的力量又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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