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情。
张纯如脸色和精神状态比年初看到时好了不少。
有了新的人生目标，也暂时压制住了抑郁的心情，把精神和注意力集中到了新的方向。
“小路，我的车停在外面，里面有你需要的录像带和笔录资料，还有我自己整理的个人传记资料。”
路宽感激道：“多谢纯如姐，我找人复制一份，原件你带回去收好吧。”
斯皮尔伯格听得有些云里雾里，不过他倒是认识张纯如的。
当年她的《金陵大屠杀》在霉国出版，被《纽约时报》列为推荐读物和年度最佳之一，是畅销书榜上有名的作品。
“路，你是要拍关于大屠杀的灾难片？”
路老板笑道：“没错，所以今天才请你过来取取经，我对于这个题材手太生，又事关重大，心里一直很忐忑。”
刘伊妃看过他写这部灾难片的剧本，李雪建却是第一次听说，不禁心中好奇。
斯皮尔伯格重重地叹了口气，回想起自己拍摄《辛德勒的名单》的艰辛。
他很欣赏这位年轻的中国导演，但考虑到这样一部题材深重的历史电影，斯皮尔伯格却发自肺腑地想要劝阻他。
“路，你今年多大？”
路宽听得一愣：“22岁。”
斯皮尔伯格苦笑着摇头：“拍其他电影，你的年龄是优势。”
“拍这样一部厚重的灾难片，你的年龄是劣势。”
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拍摄经历：“1983年，我买下了《辛德勒的名单》的版权。”
“我找了当年被辛德勒救助过的一位叫作非佛博格的人，就是他为了报答辛德勒的救命之恩，倾尽一生对世界讲述了辛德勒的故事。”
“原著，当事人，还有无数我找人探访到的集中营幸存者，我信心满满地准备开拍。”
包括张纯如在内的所有人听着他讲述到这里，知道转折点要来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只第一个月我都没有熬过去，我对着那些铺天盖地的惨痛史料夜夜失眠，每一个镜头我都在纠结！”
“我很害怕，很慌张，很不自信，我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把这样的题材的电影拍出很差的口碑，这是对很多民族都会造成影响的事情。”
这一点路宽和张纯如都是感同身受，后者在写书时也一直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一个字的误差和误解都是致命的。
“后来我一度想要放弃，我找到了波兰斯基，因为他本人就是集中营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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