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纳的展览周边，你去看看有没有好的水彩颜料套装，那种英国本土品牌的，或者透纳画作的复刻版画册也行。不要那种烂大街的明信片，要有点收藏意义的。」「知道了。」路宽又记了一笔。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颜料，那就买LibertyLondon的印花布。」刘伊妃补充道，「小姑娘现在也爱做手工，Liberty的布印花特别古典文艺，买几块好看的，她肯定喜欢，可以用来做画框装饰或者小手工。而且那东西轻，好带。」
路老板戏谑：「开始还说我重女轻男，你看看你对闺女多细心，儿子怎么小零食就打发了？」「因为你儿子除了喜欢踢球就是吃喝玩乐，一点其他的高雅爱好都没有，我怎么给他上心？给他找漂亮的幼儿园小姑娘陪他玩耍？像讨好他老子一样？」
路宽不接老婆的嘲讽，挑眉笑道：「喜欢吃喝玩乐好啊，接地气才通人情，他这个年龄不用上价值，怎么高兴怎么来。」
「呦呦那是有天赋，没办法。」
夫妻俩一同走下舷梯，刘伊妃还有些愁眉不展：「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评审会，感觉难度不小，需要细密筹划一番。」
「主要还是那部女同片《阿黛尔》太政治正确了，又是在法国本土，恐怕在评审会成员里拥趸不少。」「政治正确这个因素，并不是唯一性的，更不是决定性的。」路老板给老婆面授机宜，不过他也只能提供一些思路，很难记得请这次坎城的什么细节。
况且早已时移世易。
「LGBT现在是西方社会的政治正确不假，但欧洲总算没有北美这么疯狂。」他顿了顿，「更何况，《寄生虫》就不政治正确吗？」
「《阿黛尔》讲的是少数群体的爱与痛，这确实是「政治正确』。但你要明白，在欧洲，尤其在知识分子扎堆的坎城，政治正确本身正在受到另一种审视，那就是对「过度政治正确』可能导致艺术评判单一化的警惕和反弹。」
路宽的声音平稳而清晰，带著一种抽丝剥茧的冷静。
「《寄生虫》讨论的是什么？是阶级，是固化，是穷人用尽一切聪明才智试图向上爬，却被更隐秘、更坚固的结构性壁垒撞得头破血流。这在金融危机余波未平、年轻人失业率高企、社会不满暗流涌动的欧洲，引发的共鸣和刺痛感，可能比一个特定群体的爱情故事更加普遍、更加锥心。它揭示的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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