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星河在海外的出名，在国内的媒体看来，突然且毫无征兆。
而且奇葩的是，东南亚、日、韩、新加坡四大区域的热度具备着截然不同的理由。
2000年中，正是东南亚从97年金融危机里逐步恢复过来的时间点。
复苏的经济给民众带来一种具备着强烈伤痛记忆的希望，也让各国内的精英阶层开启了一种反省。
这种反省十分复杂、矛盾、微妙，硬要形容，大体上是对西方的警惕、对民族意识的重视、对独立自主的渴望、以及对米国爸爸的依赖和畏惧，综合到一起，所形成的一种十分别扭的“觉醒”状态。
真的完全觉醒了吗？
并没有。
可那种基于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之渴望，分明的从每一个细节里透露出来。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方星河的“文化力量”滚滚而来。
《时代》亚洲版在印尼、泰国、马来、越南、菲律宾五国的销量，加起来总共只有4万本，平时大体上是这个数字。
这一期，最开始时仍然是差不多的销量，可能因为方星河封面上那张脸而多出来一些，两三千本，波动微乎其微。
但是，随着中英文双版本的采访被各国精英们进行解析，进而在报纸上引发讨论，销量开始缓慢爬坡。
泰国作为危机中心，被割得元气大伤，靠着出口和旅游业的高增长，也并未能够挽救银行业的崩溃。
极高的失业率让泰国国内这两年充斥着怨气和对西方金融资本的仇视。
时任泰王的拉马9世开始强调“自足经济”，而首相川力派则把努力的重点放在了金融体系改革上面，但是三年任期一晃而过，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善，民间的不满越演越烈，这直接为明年民粹政府的上台埋下了伏笔。
方星河的采访内容，堪称是完美切合了泰国民间的情绪，导致一经翻译成泰文，在报纸上刚刚开始讨论，就引发了巨大的热度。
著名的佛教思想家、文化保守主义者素拉·司瓦拉作为“入世佛教”运动的倡导者，曾经多次批评西方消费主义和文化殖民，第一时间就从多种角度盛赞方星河的思想。
首先，他对方星河讲的那个“天主教与龙华寺”的小故事大加赞赏，认为华夏的佛教在入世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已经成为底层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一元。
其次，他极度支持方星河关于“信仰应该自由地满足精神需求”的论述。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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