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皆知，民间争产、田土、钱债，历来多由乡老、族中尊长调处。」「不是官府不愿管，是管不过来。一县之地，讼案堆积，县官纵有三头六臂也审不完。若《民律》颁行，百姓遇事便想告官，衙门岂不成了集市？」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更麻烦的是讼棍。这些人熟稔律条，专挑条文漏洞，唆使百姓兴讼。一桩田界纠纷，本可乡邻说和，经他们一搅，变成连环诉讼，耗光两户家财。到头来田还是那块田，人却成了仇人。」
沈一贯沉吟道：「礼部反对分列民律，也是怕坏了「息讼』之风。」
苏泽摇头，「礼部怕的是官府借《民律》插手宗族事务，削弱乡绅权柄。这倒是其次。我所忧者，是律法被擡得太高，反成了懒政的借口。」
「懒政？」
苏泽说道：「对。」
「有些官员，遇事便推给「依法办事』。百姓喊冤，他说「律条如此』；乡里纠纷，他说「诉讼解决』。看似严守律法，实则是不愿费心调和，不肯担责。长此以往，官府与百姓之间只剩冷冰冰的条文，再无温情可言。」
沈一贯心头一震。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想过。
苏泽又道：「律法是底线，不是万能药。」
「一个社会若全靠律法维系，那便是人心坏了。」
「什么事都等官府裁决，什么冲突都靠对簿公堂，那还要乡约、族规、公议做什么？道德、信义、人情，难道都不要了？」
他拿起一份草稿，指向其中一条：「你看这条，「钱债纠纷，月息过三分者，债主负刑责』。写得明白。可民间放贷，真有几人会去告官？多数是忍了，或是私下解决。若人人都去告，衙门审得过来吗？审了又能执行吗？最后不过是空文一张。」
沈一贯问道：「那子霖兄以为，民律当如何定？」
苏泽说得干脆：
「刑律要「重』，民律要「慎』。」
「刑律关乎人命公道，必须严厉明确，不容模糊。但民律不同，它理的是日常纷争，宜粗不宜细，要给民间自决留出余地。」
他举例道：「比如债务纠纷。我曾见别处做法，官府原则上不介入纯民间债务，除非涉及欺诈、胁迫。」
「为何？因为债务多是信用之事，靠的是双方信守承诺。若事事依赖官府追讨，那契约精神何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何在？」
沈一贯若有所思：「所以民律不该包罗万象？」
苏泽点头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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