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只是稳定而已。
《商报》设在直沽，另辟蹊径，正好为了满足大明读书人对海外的好奇心，专门搜集各类的海外新闻。
而且比起《乐府新报》的海国图志这类的严肃科普版面，《商报》更喜欢刊登的是海外异闻。
比如奥斯曼国主的养蛊继承法，又比如欧陆王室之间的近亲**。
这些新闻迎合了读书人对于海外蛮夷的“刻板印象”，也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
《商报》为此还专门成立了采访局，招募能说番邦语言的读书人，守着直沽港的外国船员采访，专门刊登这类的新闻。
《商报》有自己的路子，别的报纸也有新路。
《新君子报》立足于江南大本营，充分利用了江南文风昌盛的优势，在松江府的上海县设立编辑部。
《新君子报》拿出丰厚的稿酬，向江南的读书人征稿。
重赏之下，自然也出现了优秀作品。
乌程凌氏的家主凌迪知，是嘉靖丙辰科的进士，初授工部主事。后得罪权贵，一路被贬官，因性刚直，与僚友多不和，最后辞官回家。
乌程凌氏是湖州有名的望族，家中有一座藏书楼，凌迪知结合楼中的宋代民间书籍，最后汇编创作了一系列的中短篇故事。
《新君子报》以《拍案惊奇》为名，连载了这些作品，其中包含了古代传说、僧道俗事，其中还包含了不少艳情故事，刊发之后广受欢迎。
当然，这些故事也遭到读书人的反对，说《新君子报》以君子为名，却刊登有伤风化的文章。
《新君子报》于是又作删改，将艳情的细节删去，但是又额外将《拍案惊奇》作为文集出版，江南一时之间洛阳纸贵。
虽然遭遇一些保守读书人的抵制，但是《新君子报》以此拓展了民间市场，特别是江南的识字市民阶层，竞相订阅《新君子报》。
删节版虽然素了点，但有时候让人冲动的也不是那些细节描写啊！
最后是《新乐府报》，这份原本靠着盗版《乐府新报》起家的报纸，也在苏泽的《聊斋》上找到了灵感。
《新乐府报》干脆主攻民俗志怪的领域，专门刊登一些民俗传说的恐怖故事，而且多用白话文来写，同样获得了销量的增长。
而且这三家民报共享发行渠道，在内陆的中心城市也铺设印刷馆，开始和《乐府新报》抢占市场。
等到苏泽放下笔，两人这才进入报馆。
“肩吾兄什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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