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官场有“穷官不任富县”的说法。
富裕的县里事务繁多，遇到的问题也多，县内的大户人家多，地方关系盘根复杂。
没有钱雇佣幕僚的穷官，如果只身前往富县上任，那就是被架空操纵的份儿。
要是遇到什么突然事件激化了地方矛盾，穷官还要背锅。
所以在吏部铨选官员的时候，家贫的官员也会去往条件差的地方任职，图的就是这些地方“民风淳朴”。
只有海瑞这种，本身两袖清风，让豪强县里抓不到把柄，本身业务能力又极其出众，一个人可以干了整个幕僚团队的工作的官员，才能一人在富裕的地方做出成绩来。
所以海瑞在淳安做知县最后获得升迁，还真的就是因为他的能力太强了。
高拱自然明白这其中的坏处。
这对于整个帝国的官场是不利的。
如今富裕的读书人，基本上都集中在东南地区。
除非考上庶吉士，普通进士都是要在地方任职的。
能不能在官场上做出成绩来，就决定了未来的前途。
穷官缺乏幕僚辅助，要么和地方上同流合污，染上污点。
要么和地方闹出矛盾，在上级心中留下一个无能的评价。
久而久之，官场上的中高级官员，就会东南地区的读书人占据。
这就是另外一场南北榜之争了。
高拱明白其中的症结，却不知道如何解决。
苏泽提出的办法，确实切中了要害。
但是高拱还是问出了同样的问题：
“这些新吏的员额吏部可以给，但是俸禄从哪里来？”
苏泽说道：
“商税。”
苏泽说道：
“上古的时候，百姓只需要耕种，官员在地方上就是劝农课桑，所以一县只需要几个官吏就可以了。”
“但是如今大明地方上事务繁多，商旅纵横，所以县里的人手就不够了。”
“商旅带来了地方的繁荣，但是也带来了地方治理的难度。”
“开征商税依然是朝堂的共识，既然要开征商税，也需要专门的人才，用这笔钱来养新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也是商人之德。”
这又回到苏泽一直说的“四民道德”上去了。
高拱不得不承认，苏泽这套理论体系是自洽的。
商业带来的人口流动，带来了治安问题，商人之间的交易带来了各种法律问题，还有各类的经济纠纷。
新的治理问题，需要新的官吏，这笔成本由商人承担也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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