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给都察院的言官们安排任务了。
挥手示意众人离去，朱由校又拿起笔勾勾画画了起来。
而随着皇帝要清查京畿地区的田亩，京城再次热闹了起来。
大明从来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国度，这些人总能明着暗着，卡各种祖制的BUG。
此时，明眼人都已经看出，大明到了非要变法的地步。
在皇帝给京官实俸的情况下，各党很容易就达成了一个共识——清查田亩势在必行。
大明的税基在《优免新例》颁布后，已经被伤了，这税基再不修补，恐怕大伙儿的俸禄拿不了多久，毕竟内帑银不可能年年给外廷挪用。
至于说，动了得利阶级利益的问题，会不会闹出民乱什么的。
只能说想多了。
大明上下阶级的通透程度，和儒学的普及，非常容易培养出高道德水平的愣头青，越年轻，越是气盛。
光是给官员张俸、足俸两件事，就足够拉拢一批愣头青到皇帝这边了。
毕竟，能从朝廷那儿拿到足够的俸禄，谁会想要硬扛着负罪感去贪污受贿呢？
贪污受贿的，那一般都是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的老油条。
而随着讨论的继续，关于加税的事，也被提了出来。
结果就是，现在不止是东林和齐楚浙诸党在争论了，而是各党内部就先争论了起来。
就单说东林党，以叶向高为首的部分人，反对加田税，赞同收矿税（由朝廷收，不是由宫里）。
而以韩爌、张问达为首的一部分人，则是反对加增商税、矿税，主张加大田税。
朱由校住在南海子里，每日操阅两卫，同时冷眼旁观着京城的风云变化。
京中的诸党争论，朱由校并没有选择去理会。
还是那句话，当皇帝强势的时候，党争很容易就能消弭下去。
商鞅变法，很多人都知道徙木立信的故事。
但真正奠定了商鞅变法基础的，是在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下，后来的秦惠文王嬴驷犯禁，其师首傅公子虔，右傅公孙贾被刺字。
而反例，则是差点儿让宋朝雄起的王安石变法。
以王安石为首的元祐党人，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元丰党人，从宋神宗斗到宋哲宗。
双方不是今天我全盘否定你，就是你明天全盘否定我。
先是元丰党人碑，后是元祐党人碑。
然后，苏轼这个荔枝派就被人当成皮球，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徽宗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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