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四月十七日洛阳上书
臣闻本固则末茂，源浊则流浑。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谏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英宗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其后序曰：「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犹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国之要，其志亦犹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灾，大行皇帝奄弃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统，太皇太后同听万几，皇太后同佐军国，不知臣愚，猥蒙访落，且愧且惧，无以塞责，谨复以人君修身治国之要为献，其志亦犹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历观古今之行事，竭尽平生思虑，质诸圣贤之格言，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举在于是，不可移易，是以区区首为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为进迂阔陈熟之语；知臣者，以臣为识天下之本源也。
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于内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出于内者，虽有厚有薄，有多有寡，禀之自天。然好学则知所宜从，力行则光美日新矣。施于外者，施之当则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当则至于乱、至于危、至于亡，行之由己者也。所以能当，在于至明，所以能明，在于至公。是以明君善用人者博访远举，拔其殊尤。德行高人为之贤，知勇出觽为之能。贤不必能，能不必贤，各随所长，授以位任。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其人苟贤能，虽雠必用，其人苟庸愚，虽亲必弃。赏必有所劝，罚必有所惩，赏不以喜罚不以怒，赏不厚于所爱，罚不重于所憎，必与一国之人同其好恶。是以古者，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觽弃之，如此安有不当者乎？臣故曰：所以能当，在于至明，所以能明，在于至公也。
昔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汉高祖知人善任使，苟为不才，虽见喜，亦弃之，苟才矣，虽负贩、酒徒、亡将、戍卒亦用之，此所以能奋布衣取天下也。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而赐钱千万。郎，贱官也，犹惜之，况其贵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称之。宋高祖事萧太后甚孝，太后欲以子道怜为扬州刺史，高祖以其贪愚不许，故功业之高，冠于南朝。唐太宗杀建成、元吉，而用其官属魏郑公、王珪等，与房、杜无异，卒得其效。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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