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设置门槛，不让现在发家的暴发户融入他们。
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没有人愿意和太多人分享利益，特别是后来者。只有上帝是无私的，下午五点开工和上午八点开工都可以拿到一块钱。”
冼耀文摇晃着酒杯，幽幽地说道：“1865年10月，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股东、加州州长利兰·斯坦福给当时的总统约翰逊写了一封信：
总统阁下：
为了解决内华达山工程停滞的问题，我们雇用了一批华工。以劳工而言，他们沉着而安静。他们非常勤劳，热爱和平，耐力也比其他民族强得多。
这些华工有惊人的学习能力，很快就学会了未来铁路建设中所需的专业技术，无论哪一种工作他们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熟练起来。而以工资而言，也是最经济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彼此的联系非常密切。虽然目前我们已雇用了千名以上的华工，但我们仍打算以最优厚的条件，通过介绍业者的协助，再增加华工的人数，这是不同于奴隶制的雇用组织。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没有给华工很好的待遇，却也没有华工真实得到的那么差，中间的利益被人拿走了一些。
先来的华工靠欺压后来的华工成了监工，为了表现自己，让新来的华工干得更多，拿得更少。
华工过于勤劳能干，让当时刚刚发家的暴发户忌惮，如果有一个精明的华工组织起一帮华工，进入当时利润不高的粗加工领域，以华工的吃苦耐劳，一大帮暴发户都要破产。
上帝保佑，华工里并没有诞生这样的人，爱尔兰人都是蠢货，稍稍挑拨就能让他们把自己贫困的矛头指向了华工。”
冼耀文摊了摊手，“华工不走运，遇到了1873年的经济危机，也遇到了1876年的总统大选，工会、民主党候选人，都把华工当作获得权力的工具。
本来支持华工的共和党最终为了保住权力进行妥协，不得不让驻华公使安吉立组建一个安吉立委员会和满清进行协商修改《蒲安臣条约》，签订了新的《安吉尔条约》。
两年之后，为了争取加州的选票，共和党总统切斯特·阿瑟更是签署了《排华法案》，一场由暴发户挑起的战争，暴发户笑到了最后。
华工的处境变得艰难，只能逃离极度不友好的加州，来到相对友好的三藩市、纽约，也正因为艰难的处境，华工当中涌现出聪明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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