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派了记者。
新华社、《国民日报》、《读卖新闻》、《朝鲜日报》《朝阳日报》的记者挤在第一排。
有人扛着广播级的摄像机，有人拿着笔记本，有人已经提前架好了卫星传输设备，准备实时向总部发回报道。
邵维鼎走上台的时候，闪光灯亮成了一片连续的白色风暴。
他没有拿讲稿，没有带提词器，只是走到麦克风前，等闪光灯稍微平息一些之后，说了第一句话。
“谢谢各位来。”
“想必大家已经都知道了《明天会更好》这首慈善歌曲的销售量，但今天谈的不是这首歌，而是另一件事。”
他按了一下手里的遥控器，身后的大屏幕亮了起来。
屏幕上出现了贵州山区一所小学的照片。
确切地说，那不是一所“小学”，那是一间用泥巴和石头垒成的房子，墙上裂着几道巴掌宽的缝，屋顶的瓦片缺了小半片，阳光从破洞里漏进来，照在孩子们仰起的脸上。
课桌是泥台子，凳子不够用，两个孩子挤在一块摇摇晃晃的木板上。
黑板上写着乘法口诀表，一个赤脚的小女孩站在黑板前，用手指着一个一个数字，嘴唇无声地翕动。
“这是贵州毕节的一所小学。”邵维鼎的声音很平静，但发布厅里安静得连快门声都轻了，“我去内地考察的时候，去过那里，那一晚我整晚都没有睡着。”
“那里的孩子每天早上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中午不吃饭，因为学校没有食堂，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下午放学再走两个小时回家，到家天已经黑了，没有电灯，只能在灶台的火光里做作业。”
他按了一下遥控器，画面切换。
这一次是一个男孩，蹲在干涸的稻田里，手里拿着一本缺了封皮的语文课本，对着龟裂的土地大声朗读。
镜头拉近，课本上那一页是《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他的父母都去城里打工了。他和奶奶住在一起，每天要帮奶奶挑水、劈柴、种菜，只能在干完活之后看一会儿书。我问他，你最想要什么？”
邵维鼎停顿了一下。
“他说，想要一张桌子。一张不会晃的桌子。”
屏幕切换成了一段简短的文字——鼎峰“希望”基金：以中国为起点，覆盖东亚及南洋地区，为贫困学子建设“希望小学”及署名教学楼，改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
“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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