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这事成了大半。
在中国办事，尤其是这种事，有赵克东这样既有分量又真心支持的关键人物全力斡旋，至关重要。
“我明白其中的分量，也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方案，等待机会。”邵维鼎诚恳回应。
临挂电话前，赵克东仿佛才想起什么，语气轻松了些许，“对了，有件事要告诉你。你指导沈茜同学写的那篇《从雨刮器到两万乡镇》的文章，上了今天的《百姓日报》。”
“相关内参，几位领导都看了，评价很高。你提出的这个‘乡镇企业是内生经济新引擎’的角度，非常新颖，也切中要害。”
“过去几年，我们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引进外资上，对你所观察和总结的这些遍布基层、自发涌现的‘草根力量’，确实关注和扶持不够。”
“根据初步摸查，改革开放这几年，各地的确冒出了一大批有活力、有想法、也有一定竞争力的乡镇企业和合作社。”
“上面想让我问问你这位‘观察家’，对于扶持和发展这些乡镇企业，有什么具体的、好的建议？”
谈到乡镇企业，这个话题要聊开的话，一天一夜都讲不完。
邵维鼎略一沉吟，道：“赵部长，乡镇企业千差万别，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环境都不同，很难有一剂包治百病的药方。”
“但如果要从根本上激活它们的发展动力，我认为可以在两个关键点上做文章。”
“这第一是彻底激活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第二则是明确政府的引导与服务角色，划清边界。”
赵克东的兴趣被提了起来：“具体说说。”
“首先，是人的问题。”
邵维鼎语速平稳，“很多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既是管理者，某种程度上也是创业者。但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企业搞好了，他们除了固定的工资和一点奖金，无法分享到企业成长带来的更大收益；企业搞砸了，责任边界却很模糊，有时是集体承担，有时又可能无人负责。”
“这种权、责、利的不匹配，会严重损害他们的拼搏精神和长期投入的热情。”
他提出了一个在此时颇为大胆的建议：“我建议，可以在一些条件成熟、经营良好的乡镇企业进行试点，推行小范围的、规范的股份权责制度改革。”
“通过法律和合约形式，明确管理者、技术骨干甚至优秀员工的持股比例或分红权利，将他们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发展深度捆绑。”
“政府作为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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