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就突然有一天，我在公司上班呢，有一个警察给我打电话，说我丈夫昏迷了，被人发现报警，然后送到了医院。”
“我赶紧过去，那边说是中暑了很严重，后面就进了ICU……”
“周律师，你说我丈夫躺在病床上，还没死，我肯定不能放弃抢救吧……”
周云闻言摆摆手道：“这个你做的很对，没有任何问题，情况我大概已经清楚了，你丈夫住院后，那个什么站点以及所属公司的人有没有来看过？”
孙依玲摇摇头道：“都没有来过，反倒是他的同事来过，还给我留了一千块。”
“我也找过他们领导，他们领导说这是我丈夫自己的问题，和他们没有关系，如果我不闹的话，出于什么人道主义，可以给一万块。”
“但我要是仲裁或者干嘛非得闹，那就一分钱不给，让我想怎么告怎么告。”
“周律师，不是说我非得要闹要仲裁，而是一万块根本没用，我们家现在还欠着医院几十万呢，一万块你说这没法答应的。”
孙依玲说到这里已经开始掉眼泪了：“现在我家这边的亲戚指责我，说当时放弃不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治，明知道治不好还非得花那个冤枉钱。”
“现在好了，人没了，钱也没了。”
周云摆摆手道：“这些就不用说了，现在呢我需要以下一些材料，首先是劳动裁决书，然后是你丈夫和那个公司签的协议，然后呢是你丈夫的银行流水，以及他在外卖软件上的薪酬记录。”
“还有，医院的抢救以及治疗方面的记录，这个没有的话我到时候去调取也行。”
“除了这之外，还有就是你们之前提起劳动仲裁的那些证据，比如开周会的证据，工作的证据等等……”
把所有东西都整理了一个清单发给孙依玲，然后双方约好下午再见一面。
谈话结束，孙依玲回家，周云则是要找个地方住下。
为了方便之后的诉讼，他选择住在长花区法院旁边，都不用打车，走着就能过去。
对于确认劳动关系这个，周云其实是比较疑惑的，按照他的理解，这个并不算特别难。
而且根据他的经验来看，其实这个确认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委和人民法院在这方面其实是比较灵活的。
怎么个灵活法呢，就像是外卖骑手这种新业态的劳动者，以某团为例吧，专送这个都好说，平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开例会，站点给你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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