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半，会议进入最关键的部分，那就是最后决策。
“各位，时间紧迫。”钟援朝环视会场，“美方希望在下周一之前看到明确的积极信号，也就是五天后。我们需要在今天做出原则性决定，明天完成具体方案，后天开始执行。现在，请各位发表最终意见。”
发改委副主任率先表态：“从国家战略角度，这确实是一个重要机遇。技术清单上的项目，很多是我们产业升级急需的。如果能借这个机会打破封锁，意义重大。我支持推进，但必须确保风险可控。”
央行副行长接着发言：“外汇储备的多元化配置是既定方针。增持美国国债在收益率和安全性上仍有优势，但必须建立完善的风险对冲机制。我原则上同意，但具体操作方案需要央行货币二局和外汇管理局共同细化。”
商务部的意见相对谨慎：“技术转让的执行是关键。美方惯用出口管制和国家安全审查等手段设置隐形壁垒。我们需要明确的、可核查的执行标准，而不是模糊的承诺。”
一个接一个，与会官员表达了基本支持但都附带条件的立场。这是典型的大型官僚机构的决策模式，共识是有的，但需要层层保障，主要是杜绝自身的政治风险
最后，所有人都看向钟援朝。
老人缓缓开口：“听了各位的意见，我总结几点。第一，这个机会确实难得，应该抓住。第二，风险必须严控，特别是履约风险和技术壁垒风险。第三，时间紧迫，需要特事特办。”
他转向李安然：“安然同志，你提出的监督机制很有创意，但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建议成立一个跨部委工作小组，今天下午就开始工作，你作为顾问参与，目标是明天中午前拿出可执行的方案草案。”
“明白。”李安然点头。
“另外……”钟援朝补充道，“关于你提出的国内锚点问题——亚太区总部和科技投资基金，发改委和科技部会后立即启动研究，三天内给我初步方案。既然要合作，就要建立长期、制度化的合作框架。”
会议在上午十一点结束，官员们匆匆离开，奔赴各自的岗位落实会议精神。
李安然正要离开，被钟援朝叫住：“安然，留一下。”
等其他人都离开后，钟援朝示意李安然重新坐下，让秘书关上门。
“刚才会上有些话不方便说。”钟援朝的神色变得异常严肃，“国安部的同志昨晚给我送来一份情报，关于你在东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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