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层层审批，只要方案通过内部评审，资源几乎可以无限倾斜。
一名刚从瓦赫宁根大学毕业的荷兰籍博士后范登贝赫，入职后便独立带队，负责番茄抗青枯病基因的定向编辑课题。
要知道，以他的资历，若是去了拜耳的研发中心，大概率会被分配到一个十几人的课题组里，从最基础的数据整理和文献综述做起。
博士后的身份听起来光鲜，实际上就是高级打工仔。
每天早上八点打卡，晚上六点下班，中间穿插无数次组会、进度汇报和交叉评审。
想独立设计一个实验方案？
先写三千字的立项报告，交给课题组长审核，课题组长觉得可行，再报给部门主管，部门主管签字后，还得等实验室排期。
一套流程走下来，少则两周，多则两个月。
薪资待遇方面，拜耳给博士后开出的年薪大约在五万到六万美币之间，扣掉税、房租和日常开销，一年下来存不了多少钱。
至于科研自由度，更是无从谈起。
大公司的研发方向由战略委员会决定，课题组只负责执行，个人兴趣和学术判断在商业逻辑面前一文不值。
你觉得番茄抗青枯病是个好方向？
对不起，今年的重点是抗草甘麟大豆的叠代优化，其他课题一律暂缓。
如果选择留在学术界，情况只会更加惨澹。
欧洲的公立大学，博士后的合同通常是一到两年一签，工资参照当地公务员体系，在荷兰大约是年薪三万五到四万五欧元。
听上去好像还不错，但阿姆斯特丹的房租能吃掉三分之一，再加上高达四成的个人所得税，到手的钱与普通白领相比，多不了多少。
更让人心寒的是科研资源的匮乏。
欧洲高校的经费主要依赖中枢司拨款和欧盟框架项目，僧多粥少，竞争惨烈。
一份二十万欧元的课题基金，往往有上百个团队同时申请，中签率不到百分之五。
好不容易拿到经费，光是采购一台像样的基因测序仪就得花掉大半预算，剩下的钱连试剂耗材都捉襟见肘。
实验室里的离心机是上一代的，PCR仪用了快十年，恒温培养箱的温控偶尔还会漂移两度。
这在分子育种领域，足以让一整批实验数据作废。
纳税人交的钱都去哪了？
全都补贴给了非法移民、环保项目与对外援助！
这也是欧洲工薪阶层，极度渴望出现一个「乔纳德」式人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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