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帝国的警察系统就很烂了，尤其是监狱系统更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
弗兰茨知道过去的监狱极其黑暗，过去他的老师也给他讲过奥地利司法系统的混乱。
不过此时弗兰茨才发现当年那位法学教授讲的还是太保守了，几乎所有环节都有着猫腻。
付钱不但能够换到更好的牢房、更好的伙食，还能获得探视权，甚至是临时外出的权利。
1848年借着内战的时机弗兰茨进行过一次全面的改革，那种纸面服刑的情况在奥地利帝国基本被杜绝。
因为当时关进去的很多都是重刑犯、政治犯，甚至战犯。而根据弗兰茨的临时法令为这些人提供方便视为共犯，很多不信邪的警察家族都被他彻底扫平。
这种明目张胆的风气才戛然而止，弗兰茨还进行了其他改革比如建立了分级制度和假释制度。
其实当时的监狱又称罪犯大学，因为当时的条件有限，更无人在意，所以很多犯人都是集中关押的。
流浪汉和初犯的小偷往往会与抢劫犯、杀人犯、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明明是一个小偷或者流氓结果出来变成了无恶不作的大坏蛋。
一座监狱里关了几名能言善辩的政治犯，结果整座监狱的犯人都变成了政治犯。
意大利爱国诗人、剧作家西尔维奥·佩利科在《我的监狱》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初犯的少年是如何一步步被监牢里的恶人们疯子们培养成怪物的。
不光是那个懵懂少年，就连他都学会了溜门撬锁。
俄国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说过。
“在监狱中唯一能学到的只有堕落。”
不管是哪一种人，对于想要将其纠正或者纳入管控的人来说监狱都是对其的全面加强。
假释制度则是对于轻刑犯和垂死犯人的一种照拂，算是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至于重刑犯。不好意思，这个时代重刑犯在奥地利帝国唯一的救赎就是去殖民地或者战场上寻求新生。
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条件，奥地利帝国还不具备改造感化重刑犯的能力。
与其拿其他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冒险，倒不如直接装进笼子里或者让其服苦役也算是将其交给了专业人士。
这是由十九世纪的客观条件决定的，没有监控，没有专业的警务人员全程跟踪贸然将重刑犯释放是非常危险的。
有一个不太准确的数据，在十八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法国重刑犯出狱再犯的几率高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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