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
布希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但能叫这个名字的前提是，米勒教授，你真的能设计出一门足以匹配这个名字的语言。」
布希离开联合国总部是去问为什么是中文，他需要写简报告诉总统发生了什么。
刘锴的话，则回到R0C在联合国的办公室，等待著教授的到来。
绝大部分大使都是这样，政治上没有野心的大使们最多就私下闲聊，不会像布希那样调动联邦调查局的资源找乔治·米勒来咨询。
不过刘错没有找人闲聊，因为此时他在联合国的处境很不好，多少带点没人搭理。
谁会和一个即将离开这栋大楼的大使频繁来往呢？
尤其现在，大家都想从PRc观察团那获得PandaLink的配额。
在当下，这玩意堪比英伟达的计算卡了。
刘锴只能默默一个人回到ROc的办公室，从书桌抽屉里抽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在上面记录新的见闻：「1971年8月21日，纽约，联合国总部。
天气：雨。
我以为这本日记写到去年下雪的冬天就结束了。
毕竟对于一个知道自己结局的死囚来说，记录行刑前的每一顿饭是毫无意义的。
这一年来，我们在联合国的处境就像是那种慢性失血的病人。
基辛格去了北平，尼克森要在电视上讲美元和黄金脱钩。
每一条新闻都是一把锤子，在敲打著我们那本来就不牢靠的基座。
大使馆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想吐。
大家都在忙著把文件装箱，或者是在私下打听如果不回台北，能不能在阿美莉卡找个教职。
树倒糊散，这话虽然难听，但是真的。
今天本该是平平无奇的一天。
直到那个东西出现了。
希瓦娜突然出现在了联合国大会的现场。
她的语气很傲慢，比阿美莉卡大使还要更傲慢，简直把人类当虫子，她给了我们一个提问的机会。
会场疯了。
真的是疯了。
我在座位上上看著平日里衣冠楚楚的外交官们疯抢麦克风，在此刻没人在意自己的形象。
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可笑。
因为我居然不想去提问。
然后，叫乔治·布希的阿美莉卡大使跳上了桌子。
他吼出了那个名字：伦道夫·林。
又是他。
去年冬天站在台上，冷冷地告诉我们要么一起活要么分开死的教授。
但这次最让我意外的，不是教授，而是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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