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绝非简单的人事安排或岗位变动，而是上级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所布局的战略支点，是实现绿色治理能力从地方局部实践向省级整体制度接口升级跃迁的关键举措。
作为一省之长，无论他与江一鸣个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误解或矛盾，都不能影响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国之大者”的贯彻落实与全面推进。
因此，即便他内心并不情愿由江一鸣来分管生态环保工作，也必须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在行动上不折不扣地执行到位。
当然，并非因为生态环保工作是份轻松的好差事；恰恰相反，在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并强力推进的背景下，这项工作已成为一个极其棘手、矛盾集中的领域，恐怕没有哪位省领导会主动愿意分管。令他心里感到不适的，其实是上级直接介入省级人事分工，干预了他作为省长在副省长工作安排上的统筹权力。
毕竟，哪位副省长具体分管哪些领域，本应由他根据全省工作需要与领导班子结构通盘考虑后决定，而非由上级直接指定人选、越级部署任务。这种“点将式”的干部调配方式，表面上看似是组织信任与重视的体现，实则折射出上级对他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感。
更为关键的是，在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后，生态环保领域必将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与热点。倘若交由其他省领导分管，许多工作推进的节奏与力度他尚可较好地把握与掌控，毕竟为了经济发展，各地在环保方面都曾有所忽略，因此在加大整治力度过程中，一些问题难免会逐步暴露，但他希望的是有序、可控地暴露，而非一次性引发全国震动的集中爆发。
然而，由江一鸣分管后，他对自己能否有效把控江一鸣的工作风格与推进力度缺乏信心。一旦问题被快速、全面地揭露出来，所带来的冲击与压力，恐怕连他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都未必跟得上。
这正是他内心深处不愿让江一鸣分管生态环保工作的深层顾虑与担忧。
但如今木已成舟，既定事实已无法改变，他即便想要阻止也为时已晚，只能主动找江一鸣进行一次深入、坦诚的沟通与交流。
紧接着，杜家乐与李玄章之间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谈话。由于上级组织已经对相关事宜做出了明确的定性和安排，因此两人的对话内容相对简洁，更多是履行程序上的必要交流，相当于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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