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像江一鸣这样的‘闯祸式改革’，更要通过制度加以规范，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政治轨道，不能因为急功近利而偏离大局。”
“您说得太对了，厉老，这确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玄章立即正色表态，语气坚定而恳切：“如果我还能继续担任省长，必将进一步加强对干部队伍的日常教育和管理，特别是像江一鸣这样年轻的、处在关键岗位的干部，必须作为重点对象，从严要求、从严监督、从严管理，确保他们能健康成长、不出偏差。”
厉天雄微微颔首，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缓声说道：“思路是对的，但关键还是看落实。嘴上说得再好，不如实际做出成效。”
“请厉老放心，我一向说到做到。”
李玄章郑重的说道。
随后，两人又深入交谈了半个多小时，李玄章这才神情舒展、满面春风地走出厉家老宅。
他心里非常清楚，厉天雄实则是想将他当作一把利剑，用以制衡乃至打击江一鸣。
尽管明白这其中隐藏的风险和挑战，李玄章却毫不迟疑，干脆果断地接下了这个角色。
他深知，一旦拒绝成为别人手中的“剑”，哪怕自己再有能力、再有锋芒，也很快会失去被利用的价值，最终只能被闲置、被遗忘。
对他而言，那样的处境远比冒险更可怕。
自从“狗尾湖污染事件”爆发之后，他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办公室门前汇报工作的干部日益减少；在省委会议上，他的意见常常被轻描淡写地略过，甚至以往坚定支持他的人也开始变得疏离，不再积极呼应他的主张。
这种落差使他倍感痛苦，却也让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官场的现实——一个逐渐失势、走向边缘的领导干部，很难再指望他人如往日那般簇拥与追随。
自担任地级市市委书记以来，李玄章早已习惯了被人前呼后拥、决策一言九鼎的工作节奏。
这段被冷落、被忽视的日子，对他来说异常难熬。尤其在他还不到六十岁、本该是政治生涯黄金期的阶段，按照惯例至少还能主政五年以上。
此前不少人都看好他的前景，频频示好攀附，可如今连那些商界老板都很少主动问候他了。
这种人情冷暖的变化，让他心里仿佛被挖去一块，空落落地发慌。
正因如此，当厉家向他递出这根“合作”的枝桠时，他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哪怕这不是真正的救命稻草，只是能暂时延缓他颓势的一截浮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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