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住院人数上升22%，儿童哮喘发病率是十年前的2.7倍——这些健康代价，正以隐性方式持续透支着发展成果。职工安置难、GDP考核硬，我们不能回避。可若把生态承载阈值当作可无限延后的“弹性指标”，最终付出的，将是更昂贵的代际成本。”
江一鸣举例道：“就如前两年云滇省发生的一起水污染事件，造成水污染的化工企业虽然带动了就业，每年交了一千多万的税收，然而，造成的污染修复却需要耗资近三亿元，且修复周期长达八年。这还是最直接的经济账，更不用说给周边居民带来的健康损害。”
“另外，我们招引的企业中，很多对周边环境进行了明确的要求，倘若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将不会落户江城，甚至已签约项目也可能撤资。所以基于长远发展，还是现实考量，我们不得不推进环保工作。”
“至于您担心的职工安置与社会稳定风险，我已经在着手准备应对方案了。之前我已经安排市人社局与招引企业对接，重点梳理辖区内适配岗位需求，同步启动定向培训计划，转化下岗职工就业路径，估计能够吸纳约65%的转型职工。当然，同步给予过渡性安置补贴与社保接续保障，确保职工基本生活不滑坡、权益有托底。另外，我准备寻找合适的位置，建立下岗职工再就业孵化基地，引入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驻点运营，提供岗位匹配、技能认证、创业扶持“一站式”服务，同时配套建立下岗工人再就业一条街。估计能够消纳15%的职工。同时，与市里合规的同类型企业进行商谈，由他们承接部分分流职工，预计可再安置15%的职工。最后百分之五的职工，将纳入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并由财政专项列支社保补贴与生活补助，确保“零失业、零断保、零返贫”。”
杜家乐没想到江一鸣已经规划好了应对方案，脸上浮起一丝欣慰的笑意：“思路很实，措施也很细。难怪你有底气来找我。不过，你让同类型的合规企业接收分流职工，他们愿意接吗？”
“我会设定一些优惠条件，比如每接收一个职工，就给予企业每年每人五千元的稳岗补贴，并在贷款贴息、用能指标分配上予以倾斜；同时，对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将在年度评优、绿色信贷准入、环保专项资金申报中予以优先支持。最为主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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