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根子在这儿。”张红旗看着资料，心里有了底。
这个人不是被收买了，而是他的知识结构和审美体系，决定了他天生就欣赏不了《红高粱》这种充满动态和爆发力的东西。
要说服他，比登天还难。
但张红旗也没打算去说服他。
一个评委会有七八个人，搞不定一个，那就去搞定其他的。
他又让傅奇去查另外几个关键评委的资料。
很快，一个名字进入了他的视线。
伊莎贝尔，西班牙著名女导演，也是评委会里唯一一位重要的女性评委。
她的电影，以大胆的色彩运用、关注女性困境和充满激情而闻名。
她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是一个色彩主义电影的狂热倡导者。
“找到了。”
张红旗的手指，在伊莎贝尔的名字上，轻轻敲了敲。
这就是他们的突破口。
下午，一场“非正式”的下午茶会，在卡尔顿酒店一个僻静的小花园里举行。
没有媒体，没有闪光灯。
张红旗通过一个法国文化界的朋友，只邀请了伊莎贝尔和另外两三位在戛纳很有影响力的女性影评人。
茶会上，张红旗绝口不提电影，不谈艺术，甚至不谈《红高粱》。
他把主场，完全交给了巩皇。
在李健群的精心设计下，巩皇没有穿任何华丽的礼服。
她就穿了一身很简单的质地很好的米白色棉麻套装，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脸上几乎没有化妆。
她整个人，看起来干净、素雅，但又透着一股子压不住的英气。
她就坐在那里，用她那还带着山东口音的不那么流利的英语，给那几位欧洲女性，讲故事。
她讲的不是剧本里的故事。
是她为了准备这个角色，在山东高密农村体验生活时，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那些农村妇女的故事。
她讲一个叫“二嫚”的女人，丈夫死了，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回家纺棉花，硬是靠着一双手，把三个孩子都供上了学。
她讲一个叫“巧珍”的姑娘，为了反抗父母安排的婚事，一个人跑到青岛的纺织厂打工，每个月给家里寄钱，她说“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
她讲那些女人们，怎么在贫瘠的土地上，笑着，骂着，哭着，用最泼辣，最坚韧的方式，活下去，把自己的血脉，一代代传下去。
她的讲述，没有技巧，全是真情实感。
伊莎贝尔和那几位女评委，听得入了神。
她们从巩皇的讲述里，听到了国界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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