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子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
这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但他还没来得及发作，张红旗接下来的话，就把他所有的怒火，都浇灭了。
张红旗没有看他，而是看着窗外，用一种极富感染力的仿佛在吟诵诗歌的语调，为他描绘了一个全新的故事。
一个关于生命，关于欲望，关于反抗，关于那片土地上最原始、最滚烫的力量的故事。
“我要的《红高粱》，不是一个悲剧。”
“我要的‘我爷爷’，不是一个被命运压垮，最后只能在仇恨中毁灭的苦哈哈的农民。
他应该是一个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花轿里抢走自己女人的土匪式英雄！
他敢爱，敢恨，敢于占有，敢于跟天，跟地跟所有规矩对抗！”
“我要的‘我奶奶’，也绝不是一个在封建礼教下哀怨哭泣的童养媳。
她应该是一个浑身散发着生命气息的女神！
她看上了那个男人，就敢跟着他走。
她爱那片土地就能用自己的尿，去滋润那片干渴的高粱地！
她的身体里，藏着的是最原始的创造和繁衍的力量！”
“他们的结合，不应该是被压迫下的苟合，而应该是两股强大生命力的碰撞！是干柴遇烈火，是天雷勾地火！”
“他们在高粱地里的那场戏，不应该是偷偷摸摸的不应该是羞耻的。
它应该是神圣的是坦荡的是一场生命的祭奠！”
张红旗的这番话，如同惊雷，在张谋子的脑海中炸响。
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他一直以来所追求的是欧洲艺术电影那种内敛的克制的用冷静的镜头去剖析人性的风格。
而张红旗现在提出的是一种他从未想象过的充满了暴力美学的喷薄而出的近乎于神话的美学观念。
这彻底颠覆了他过去十几年建立起来的整个艺术观。
张红旗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知道药下猛了，得给他点时间消化。
他放缓了语气，继续说道。
“谋子，我们这次拍电影，不是为了在国内拿个奖，评个先进。”
“我们的目标，是戛纳。”
“你想想，我们拿着一部哭哭啼啼，展示我们自己多惨，多穷，多愚昧的电影，去给那帮高高在上的西方人看。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同情你，可怜你，然后给你一个‘人道主义关怀奖’。
他们会觉得，哦，原来中国就是这个样子，真可怜。
他们会获得一种文明上的优越感。”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们去戛纳，不是去乞求他们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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