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事中冷哼一声：“赋税大增？谁知其中有无盘剥商民、与民争利之处！那‘供销社’规模骇人，几有垄断之嫌，致使多少传统商行倒闭？此非政绩，实为隐患！”
另一御史也道：“开矿设厂，固然有利，然则聚集万千工匠，易生事端。且听闻其麾下多用亲信，那‘大明钱庄’更是蹊跷，以纸代银，扰乱金融，岂是守成之道？”
“不错，”有人附和，“其行事过于酷烈，不循常理，恐非国家之福。且年纪轻轻，骤登高位，已惹物议，若再评上等，恐助长其骄矜之气！”
一时间，吏部堂内争得不可开交。
苏宁的考成，已然超出了简单的政绩评判，牵动了朝中不同派系、不同理念的神经。
争议最终被摆在了内阁和隆庆帝的御案前。
首辅张居正看着双方争执的奏报，默然不语。
首辅徐阶看着双方争执的奏报，默然不语。
作为苏宁的恩师兼岳祖父，他需要避嫌，但内心深处，他对这个孙女婿的作为是复杂且带有几分激赏的。
次辅张居正则相对超然，他仔细翻阅了户部提供的南直隶历年钱粮报表、刑部提供的南直隶治安状况汇总，最终在阁议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苏巡抚或许行事有别于常人，然其成效卓著，亦是事实。赋税、民生、吏治，考成法所重之三大端，其皆有上佳表现。若因循守旧而抑其功，恐寒天下实干任事者之心。”
真正让天平倾斜的，是那一系列冰冷而强大的数据，以及隆庆帝自己的判断。
御前会议上，隆庆帝听着双方的辩论，忽然问户部尚书：“刘爱卿，南直隶这三年，解送太仓库的银两，较前三任巡抚同期，增长几何？”
刘体乾出列，躬身答道：“回陛下，增长……逾一倍半。”
隆庆帝又问：“冯保，南京都察院可有关乎南直隶民变的奏报？”
冯保在一旁低声道：“皇爷，三年间，仅有两起小规模盐枭纠纷，不及他省十一。”
隆庆帝点了点头，不再多问。
他想起三年前那个将贿赂原箱送来的“愣头青”，想起这三年来江南稳定提供的巨额税银，想起市面流通的奏报中那句“民不知饥”的评价。
作为一个希望稳定、渴望财政宽裕的皇帝，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官员。
数日后，吏部门前的“大计榜”张贴而出。
无数双眼睛焦急地搜寻着，最终，在“上等”的名单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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