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强大。”林振华说，“不止是钢铁产量和发电量，还有……像这样的电影节奖杯，会越来越多。”
陈思源忽然说：
“我有个想法。等我的粒子物理研究出成果了，我也要建议大统领——拍一部关于南洋科学家的电影。
讲我们怎么造加速器，怎么发现新粒子。让全世界知道，华人不仅能打仗、能画画，还能探索宇宙最基本的规律。”
“那得先有成果。”吴新觉务实地说，“我回国就去钢铁总厂，先把特种钢的合格率提到95%以上。不然拍电影都没底气，总不能拍‘我们怎么炼出次品钢’吧？”
大家都笑了。
林振华推了推眼镜：“其实都一样。搞科研、搞工业、搞文化，都需要同一个东西。
那就是死磕到底的精神。
不认输，不服软，一步步往前拱。”
火车继续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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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花都的《高卢银幕》杂志刊登了勒菲弗的影评，标题是：《南洋的双重亮相：从战争伤痛到童真冒险》。
文章最后一句写道：“这个新兴国家正在用电影告诉我们，他们不仅有历史，也有未来；不仅能战斗，也能创造。世界，是时候重新认识南洋了。”
而在南洋本土电影院，《赤道烽火》和《丁丁在南洋》开始公映。
第一场放映结束，观众席里，一个十几岁的华人少年对母亲说：“妈，我以后也想拍电影。拍我们南洋自己的故事。”
母亲摸着他的头：“好啊。但首先，你得好好学习。”
少年用力点头。
于此同时，由于白党给大量的电影人打上了‘附逆影人’的头衔，大批民国文化界人士开始南下，南洋成为了他们的首选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