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罪责依然会精准地落回自己头上。”
他微微眯起眼睛，仿佛在模拟那个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朕会写这样一封奏报：详细陈述我军粮秣不继、降卒难以管控、释放则后患无穷的现实困境。”
“然后，明确提出两种方案，并请求明确的，二选一的旨意。”
“方案一：即刻坑杀全部四十万降卒，以绝后患，然此举恐伤天和，有损大秦仁德之名。方案二：即刻解除武装，遣散所有降卒，任其归赵。”
“奏报最后，朕会加上一句——此二者，关乎国运甚巨，臣不敢自专，伏乞陛下明断，赐下诏书，以安军心，以定国策。”
王离听得愣住了，大脑飞速运转，试图理解这个看似矛盾的做法：“陛下……您方才不是说，那四十万人必须死吗？为何还要提出‘遣散归赵’这个明显是养虎遗患、绝不可行的选项？这不是……多此一举，甚至可能误导君上吗？”
“必须死，不代表必须由‘我’来独自决定他们必须死。”赵凌的语气斩钉截铁，“提出‘遣散’这个看似荒谬的选项，恰恰是关键！这是在逼迫秦昭襄王，必须做出一个‘坑杀’的选择！”
他进一步解释道：“所有人都知道‘遣散’是亡国之策，秦昭襄王更清楚。”
“当这两个选项摆在他面前，他实际上别无选择，只能选坑杀。但他一旦在奏报上准奏第一方案行事，或者下达明确的坑杀诏书，哪怕只是默许的暗示通过使者传达……这就意味着，杀降的决定，至少在名义上，是由君主做出的！武安君，只是执行者。”
赵凌目光灼灼地看着王离：“如此一来，这口‘杀降四十万’的惊天巨锅，就不再是白起一个人背负，而是秦昭襄王与他共同背负，甚至从名义上，主要责任在君王。”
“白起从独断专行的屠夫，变成了‘无奈地执行王命的将军。即便骂名依旧，但性质已然不同。后世史家追究起来，首先拷问的是君主的决策，而非仅仅是将领的残忍。”
王离彻底陷入了沉思，眉头紧锁，消化着赵凌这番颠覆性的政治算计。
这与他所学的忠君之道、将帅之责，有着巨大的冲突。
半晌，他才迟疑地问道：
“可是……陛下，若武安君真如您所言这般行事，岂不是近乎胁迫君主，逼着君上做出他本不愿明确做出的决定，承担他本不愿承担的名义责任？”
“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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