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入华夏文明规则的引力轨道。
如果早一些，胡人给山东带来的，肯定只有毁灭和仇恨。
早一些的时候，斐潜还不够强大。
这种强大不是一时的震撼，而是持续的威压。
现在，斐潜就要加深这些威压的烙印，让原本就处于高一维度的华夏文明，发挥出更大更多的作用来。
规则是有时效性的，而且要和文明整体的节律产生共振。
刘虞『有德无威』的教化失败，暴露了单纯道德感召的脆弱性。草原部落在青黄不接时的劫掠本能，本质上是游牧文明生存节律的必然产物。简单的大道理，并不能改变草原部落的生态环境，也就谈不上什么教化成功。
而另外一方面的公孙瓒『有威无德』的武力威慑，则陷入与自然节律对抗的困境。如同试图用堤坝阻挡季节性的河流改道。一味的加高堤坝，最终形成的地上河流，一旦崩塌之后所造成的损害，往往都是相当惊人的。
斐潜选择了在这个时间点上进行这样的仪式，一方面是已经给予了草原大漠的部落新的出路，新的生活环境，改变了单纯的『威德』的旧框架，实现了更高层面的教化力量；另外一方面也是借助这样的仪式，用规则枷锁框定其行为边界，使得胡人那些『零元购』的成本要大于其收益，也就会让这些胡人在作恶之前，多少衡量一二。
其实铜鼎之内，是不是真的有『三川』之水，祭坛上是不是真的是『五方』之土，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问题，也不是关注的重点，而是斐潜借用这样的一个仪式，将从《禹贡》奠定的九州秩序规则，烙印在这些观礼的胡人心中。
当这些胡人的代表，大小头目，饮下了混入三牲鲜血的盟约誓酒之后，也就等同于他们承认了这一套的华夏礼仪，大汉规则。
更重要的是，这种半胡半汉的誓约形式，制造出文明驯化的双向通道。胡人通过熟悉的形式接受陌生规则，汉人则在妥协中完成主导权的隐秘转移。
这种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在后世文明冲突中依然清晰可辨。
真正的文明教化不在于形式移植，而在于构建能兼容异质文化节律、能转化原始信仰能量、能创造共同生存利益的规则生态系统。
正如铜鼎会从祭祀礼器转化为盟书的载体，规则制定者始终掌握着释义的最终钥匙。
这一场血誓的仪式，本质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文明定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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