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变化，似乎都是水到渠成。
对于曹操的许多部队，尤其是其中部分青州兵旧部及一些军纪涣散的队伍而言，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规模庞大的掠夺事业。
曹军士兵的利益与忠诚，很大程度上维系于『允许劫掠』的承诺之上。
曹操起家于兖州，征战四方，很多时候必须依靠这种原始的利益驱动来维持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若粮草不济，则纵兵抢掠便成为常态，甚至是一种默许的激励手段。
同时，在此次河洛作战的高层战略上，曹操此次的目的本就是破坏，是制造荒芜。那么在下层执行层面，这种战略意图很容易就演变为毫无顾忌的烧杀抢掠。
在此时曹操的战略棋盘上，河洛的这些百姓，不是需要争取的民心，而是需要清除的，可能在未来资敌的『负资产』，那么死多少河洛百姓都无所谓，对于曹操来说，就像是在净化社会。
即便是这些河洛的百姓，曾经也有很多是原本的『山东之人』。
毕竟这些百姓已经不再向曹军，向山东缴纳赋税了……
所以曹军的行为逻辑，与当年徐州之屠一脉相承。
通过极致的恐怖与破坏，摧毁对手的战争潜力，并震慑所有潜在的反抗者。
曹军之前通过这种模式，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而骠骑大将军斐潜麾下的军队，则经历了数年的改造与重塑，其核心建军思想，深受『民本』的影响。
斐潜极力推行军屯、民屯，强调军队自给与保护生产。
军队的粮饷供应逐渐系统化，对劫掠百姓的依赖性大幅降低。
更重要的是，斐潜集团在河洛地区的统治，建立在恢复秩序、发展生产、授予田亩、减轻赋役的基础之上。骠骑军的许多中下层军官乃至士兵，其家族本身就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他们的家园田产就是来源于这种新的制度。
保护百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保护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属的这个利益共同体。
更深一层而言，这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差异。
曹操行事，更多带有法家霸术的色彩，为达战略目的，可不择手段，百姓疾苦在其宏大布局中是可以计算的代价。而斐潜则在河洛尝试构建一种新的秩序，一种强调生产、分配、保护的秩序，其军队不仅是战斗工具，也被赋予了守护这份秩序的职责。
于是乎，当杜畿、黄忠看到百姓遭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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