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子只有十几户人。寨老说话比干部管用。你发药箱、发册子，如果寨老不点头，不带头用，下面的人就不敢动。我们想过培训寨老或者寨子里有威望的人，可这些人年纪大，很多不识字，学得慢。年轻识字的，又在寨子里说不上话。”
玉香医生轻声补充：“傣族寨子也类似。卫生习惯的改变，需要整个寨子的氛围。单靠一两个人，很难。而且，像我们下午讨论的，很多卫生措施，比如建厕所、改水，涉及到寨子公共事务，需要集体决定、集体行动。这就不光是卫生知识的问题了。”
阿什库最后开口，言简意赅：“猎民点更小。几户，甚至单户。进山了，就彻底与外界隔绝。药箱、册子，都得自己背得动、看得懂、用得对。”
问题一个接一个，像大山一样横亘在面前。饭桌上再次陷入沉默，只有餐具轻微的碰撞声。
方别静静地听着，脑海中飞速地梳理着。地理隔绝导致服务难以覆盖，人口分散使得集中教育效率低下，文化语言差异造成沟通障碍，传统社会结构影响新措施推行，流动性强给物资保障和持续指导带来困难.......这些，都是绣花针需要穿透的层层粗布。
他拿起手边的茶杯，喝了一口已经微凉的茶水，缓缓道：“同志们，咱们把问题摆得很清楚了。现在，咱们试试能不能把这些问题，反过来变成咱们‘绣花’的针脚。”
“反过来？”李医生疑惑地重复。
“对。”方别放下茶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划动，“比如，地理隔绝、人员分散，这固然让咱们医生跑断腿也难覆盖，但反过来想，正因为分散，每个村子、每户人家，是不是更有可能培养出自己的、不走的健康守护人？咱们的目标，不是让医生跑到每家每户，而是让每家每户都有个明白人。”
马局长眼睛一亮：“就像方院长你之前说的家庭卫生员？”
“是，但可能不止于此。”方别继续道，“在定西的塬上，也许这个‘明白人’是生产队里记工分的会计媳妇，她识字，又热心。在黔东南的苗寨，也许是那个会唱古歌、在祭祖时能说话的寨老的儿子或孙子，他有文化，又在寨子里有潜在影响力。在傣族寨子，也许是佛寺里的小和尚，他识傣文，又受尊敬。在黎寨，也许是寨老的女儿或儿媳，她既能沟通内外，又能在家庭内部说话管用。在牧区，也许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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